工匠人數少了，原因除了上述因戰亂以致流離失所的，其中還有相當一部分是隱瞞匠籍，以此達到避免充役的目的。
對此，劉宗周的意見是，責令工部將除四川、廣東、廣西、云南、貴州、陜西六省以外的匠戶們重新編訂入冊。
這項工作異常繁瑣，想要將隱藏在民間的匠戶挖出來而達到不“擾民”，這就需要一些實質性的福利。
眾所周知，有明一代的匠籍制度就和軍戶制度一樣，是子孫承繼，世世代代都要在衛所充當匠戶，每年還要到京師輪為班匠。
對此，崇禎皇帝采納了劉宗周的建議，并且決意改革匠籍、輪班匠制度，最主要的，就是寬限了廣大匠戶們及其家人的人身自由和增加福利。
其一，就是要擴大先前歷朝已實行至今的優免政策范圍。
有明一代，自洪武年起，對工匠的優免政策便不斷調整，一直存在，但各時期把握的尺度不甚一致。
洪武十九年，朱元璋規定“免其家他役”，便是將匠籍之家的所有雜役一概免除，然而很快，洪武二十六年他又將這一規定作了調整。
改為“本戶差役，定例與免二丁，余一丁一體當差”，而單丁重役及一年一班者，可以“開除一名”，老殘無丁者“疏放”。
宣德元年，明廷再次對優免政策作了規定。
“工匠戶有二丁、三丁者留一丁，四丁、五丁者留二丁，六丁以上者留三丁”，其余都放歸家中，以后更替。
單丁視時間遠近，次第放免，老幼殘疾也一體放免，這是明代歷史上第一次就匠籍制度作出比較重大的改革，是一個比較寬松的政策。
不過崇禎與劉宗周所談，當年這項改革執行得似乎并不好，因為僅僅五年以后，明宣宗便取消了改動，恢復為洪武祖制。
其原因，很大一部分自然是當時來源于朝中的阻力，而工部也并沒有認真的執行這一決定，反在暗中作梗。
“比聞在京工匠之中，有老幼殘疾并不諳匠藝及有一戶數丁皆赴工者，宜從實取勘。老幼殘疾及不諳者皆罷之，丁多者量留，余悉遣歸。”
事實上，宣德年那次以后，匠戶產生的問題與日俱增。
逃匠問題頻發，官府勾補尚且不足，而匠戶與衛所之間的矛盾也日益突出，優免政策即逐步被放棄，不再做出任何改動，直到如今形同虛設的地步。
對于此項，崇禎皇帝決定繼續施行宣德年的那次改革，并且規定匠人每戶無論多寡，只額一丁入匠籍，余者從寬。
且戶有匠籍者，主家概免一切徭役。
自此以后，大明的匠戶之家，可以只出一人入匠籍，余的可以自己選擇，有了做其它行業的機會。
其二，崇禎打算給匠戶更多的福利。
在京工匠，每月由戶部支給月糧，上工時由光祿寺支給直米，這是朝廷為保證在京工匠生活實行至今的一項政策。
這項政策最早施行于洪武時期，洪武十一年，朱元璋下旨命工部“凡在京工匠赴工者，日給薪米鹽蔬，休工者停給，聽其營生勿拘”。
第二年，即洪武十二年，朱元璋又命工部“月給米贍之，有妻子者一石，無者六斗。”
自此之后，在京匠戶的月糧直米自此后就沒有再限制休工與上工之分，這是如今匠戶們已定的福利。
當然，這項福利僅限于來京的輪班匠戶，相對于背井離鄉，在京師辛苦工作而言，這似乎又算不得什么了。
對此，崇禎做出了如下改動。
每年各地輪班來京匠戶，四川、陜西等道路艱遠者，令內官監月支糧五斗，南北兩京等道遠卻不艱難者，令兵仗局月支糧四斗，除此之外的，則令工部月支糧三斗。
技藝精湛的匠戶，令工部核定印發“高級匠戶”證，持有此證的匠戶，月可從工部支糧一石，且家人在徭役與免籍方面優免更多，四十歲即可退休。
上工時，各地民匠每日都可于光祿寺多支粳米八合，以資鼓勵。
劉宗周還提出了匠戶對逃亡的擔憂，這其實和衛所軍戶逃亡屬于一個性質。
衛所制已經爛透了，崇禎沒有衛所軍也能打勝仗，所以影響不大，而匠戶逃亡對大明的手工業卻有重大打擊。
每年因匠戶逃亡而遭受的損失，可以說是無法估量，而且最主要的，這還會造成手工業的衰落。
對此，崇禎皇帝下旨決定。
首先要改善輪班匠戶的作息問題，讓他們得到更充分的休息，才能有效減少匠戶的逃亡和藏匿。
如今的各地匠戶來京輪班，分三年一班，五年一班，兩年一班及一年一班，對于各地匠戶來說，未免太過繁重。
實際上，類似改變班次的問題，早在正統十二年就已被人提出。
該年十二月，福州府閩縣知縣陳敏政上書，對時有輪班制存在的問題作了適當分析。
“正班雖止三月，然路程窎遠者，往還動經三四余月。則是每應一班，須六七月方得寧家。”
“其三年一班者，常得二年休息；二年一班者，亦得一年休息。惟一年一班者，奔走道路，盤費罄竭。”
在他看來，這是多年來屢禁不改且愈發增多逃亡匠戶的主要原因，只不過當時朝廷并沒有將此議重視。
回復只有四個字，“舊例難改”。
崇禎皇帝從劉宗周口中得知此事，便重令六部附議，兵部尚書朱大典建議，將一年一班改作三年或二年一班。
他說：“如有修造，將二年一班者上工四個半月，三年一班者上工六個月”。
此議得到了大多數朝臣的贊同，崇禎皇帝也批復準許，不過話卻說的很簡短：
“匠戶來京輪班，一年、二年及三年者，俱令四年一班，著工部重編勘合給付。”
這相當于極大減輕了全國輪班匠戶的負擔，工作量也縮減了至少二分之一，人身自有得到釋放。
但很快，崇禎皇帝又下發了嚴格的禁令。
“自崇禎二十一年起，各地匠戶失班一次者，赴部補班，二次、三次者，并從前不當班者，逮問罰班。”
“三次以上者，責令充軍，仍令當匠。敢蹈前非，殺之不宥。”
在這期間，廠衛系統也開始對全國已有匠籍的匠戶，居住地及親族老小進行審查編冊。
各地星羅棋布的番子們要協助工部、內官監等有司衙門，查清那些隱瞞不報的匠戶，將其重新編入匠籍。
此后，一旦有逃亡或私瞞匠籍者，要“行移原籍，責當地官司按名勾解，若為戶絕者，亦從九族之列，別選他人充補。”
若當年有失班匠戶，朝廷還將派出監察御史和錦衣衛下放失班省份，專查此事，對隱瞞不報或處置不力的官員，一概予以革職處分。
之前寬松不少的優免政策和輪班時得到的額外福利，令聽見的匠戶無不是拍手稱快。
但緊接著，崇禎皇帝呼之欲出的殺伐之氣，卻令他們不寒而栗，本朝對匠戶的管理，也是歷朝以來最為嚴格的一次。
當然，這次僅是對逃亡、失班匠戶的懲處極其嚴厲，而非歷朝以來對匠戶的素不重視及苛刻，這在根子上不同。
決定好這一切后，崇禎皇帝又找來劉宗周，詢問了景泰年曾短暫實行的班匠銀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