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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連哄帶騙

  磷酸羥氯喹是一種典型的“老藥新用”的例子。從上世紀中葉被發明出來應對越來越普遍的耐藥瘧原蟲后,磷酸羥氯喹曾經一直是主要的抗瘧藥物。但是在后續的使用過程中,人們逐漸發現這種藥物具有調節免疫系統的能力。

  羥氯喹和糖皮質激素不同,它不會導致人體出現藥源性庫欣綜合征,也不會嚴重擾亂人體內正常的代謝過程。同時,羥氯喹還能夠減少激素用量、降低血脂,減少激素誘發的高血脂癥等副作用的產生幾率。

  對于系統性紅斑狼瘡而言,羥氯喹可以參與黑色素代謝,增加人體吸收紫外線的能力。這一功能能夠減緩系統性紅斑狼瘡患者遭到陽光照射后產生皮損的概率。羥氯喹可以抑制前列腺素的生成,從而減輕炎癥反應以舒緩系統性紅斑狼瘡導致的關節炎和關節痛。同時,羥氯喹還能夠抗血小板聚集,減少血栓形成,從而降低系統性紅斑狼瘡導致的血管損傷從而誘發的心血管事件。

  光從描述上來看,羥氯喹簡直是治療自身免疫系統疾病,尤其是治療和激素水平有關自身免疫疾病的神藥。但事實上,這種最古老的化學合成藥物仍然有許多嚴重的副作用需要警惕——也正是因為這些副作用,磷酸羥氯喹才逐漸從治療瘧疾的行列里撤了出來,轉而成為了治療系統性紅斑狼瘡的藥物。

  多年的臨床使用證明,羥氯喹有極低概率可能會導致視網膜病變,可能會導致使用者角膜比你版。可能導致皮膚瘙癢、大皰疹甚至銀屑病發作。羥氯喹對于胃腸道、中樞神經和肌肉系統也有影響。更麻煩的是,它對心臟也有副作用。

  導致羥氯喹被撤出治療瘧疾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它對心肌的毒性。羥氯喹在人體內有蓄積作用,而大劑量使用這種有相當不錯生物利用率和吸收率的藥物,很容易導致蓄積過量。并且最后導致心力衰竭和心臟傳導異常。

  副作用和它的益處同樣明顯,因此現在用羥氯喹進行免疫抑制治療時,醫生們總是會傾向于多種免疫抑制藥物聯合使用。這樣能夠同時減少羥氯喹和糖皮質激素的使用量,從而減少這兩種藥物所帶來的嚴重副作用。

  在張敏的案例中,她所使用的聯合用藥項目就是白芍總苷。

作為一種有較久遠使用歷史的中成藥,白芍總苷的主要功效集中在對免疫功能的抑制,以及保護肝臟減緩慢性病毒性肝炎的肝纖維化上。通過研究發現,白芍總苷同時也有解痙作用和抗血小板凝集的效果。在動物實驗中,白芍總苷具有一定減緩心率,降低血壓的功效  磷酸羥氯喹和白芍總苷都是主要針對免疫系統起到抑制作用的藥物。但現在,同時使用著它們的張敏卻表現出了與眾不同的效果。這讓醫生們都很振奮。

  但振奮,首先要講個基本原則。總不能因為ICU里癥狀最輕的患者可能提示某些老藥有抗病毒作用,就不去管其他重癥患者了。研究要搞,但日常的治療工作也要做。

  現在云鶴市傳染病院ICU中的患者們大多意識清楚,這是和以前在ICU里區別最大的一點。

  意識清楚或者基本清楚的危重癥患者并不會對治療帶來什么幫助。這一點雖然聽起來有些冷卻無情,但確實是這么個道理——這些低氧血癥的患者很多都有躁動和煩躁的表現。對新型冠狀病毒的恐懼,以及對自己可能威脅到家人的恐懼交織在一起,加上躁動的“佐料”之后產生了化學反應。而化學反應的結果就是他們對于治療的不配合。

  由于發現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患者中,大部分都有小氣管痰栓。現在的治療過程中,醫療組傾向于更加積極且頻繁的對患者進行吸痰處理。這個過程并不舒服,而且還需要把俯臥位的患者翻過來,總之,突出一個“麻煩”。

  如果這些患者沒有意識,那俯臥位和仰臥位的切換最多就是個力氣活。患者沒有意識,吸痰的過程還能順暢一點。

  但患者有意識,且不愿意配合……那換位吸痰就會搞的兵荒馬亂,甚至讓人氣喘吁吁渾身是汗。

  孫立恩喘著粗氣,感覺自己像是已經被浸泡在了汗液里一樣渾身濕溻溻的。

  他幫忙給兩個病人翻了身,并且做了三個患者的思想工作——思想工作的主旨是激起他們的求生欲,積極配合醫生治療。而不是拼命掙扎,要求放棄治療。

  病人當然可以要求放棄治療,至少正常情況下,患者是有這個權利的。但是在云鶴,他們的這項權利被暫時“擱置”了下來。

  治療感染了新型冠狀病毒的患者,現在不光只是一個醫療問題。它同時還是一個公共衛生問題,以及……政治問題。

  公共衛生問題決定了能夠離開定點醫院的新型冠狀病毒患者目前只能有兩種情況——要么康復出院,要么……醫治無效死亡。無論如何,醫生們都不可能允許一個帶有烈性傳染病的患者在沒有治愈的情況下放出醫院。

  那么如果同意了患者的請求,放棄對他的治療,讓患者在醫院里躺著直到死亡行不行?

  這也不成——因為治療新型冠狀病毒本身在這個全民參與,全員防疫的階段上已經具有了重大的政治意義。

  從SARS時期開始建立起的疫情每日通報系統,如今在抗擊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戰役中起到了重要作用。面對互聯網上各種神出鬼沒的謠言,國家有關部門每天進行的例行通報和記者會就成為了人民群眾了解對抗疫情的最權威、也是最重要的消息渠道。

  而在這個會議上每天通報的新增死亡人數本身已經足夠沉重,沉重到了根本不可能再細分“患者拒絕治療死亡”的項目的程度。

  如果允許患者拒絕接收治療,那就意味著死亡人數會繼續上升。已經緊張到快要繃斷的普通老百姓的情緒會更緊張一些。

  同時這些拒絕接受治療的患者還會繼續占用醫療資源,阻礙醫療系統的運轉。

  更重要的是,這些患者在躁動和情緒激動下做出的決定……真的不見得就是他們的真實意思。

  所以,安撫照顧這些重癥患者的情緒,就成了現在整個醫療組的工作的重中之重。在北五區的時候,這樣的工作還能交給護士們完成。但現在……所有人都得加入到談話的行列里去。

  好在孫立恩有個針對這種情況的小手段。他從護士站摸出了之前熱心人捐贈的平板電腦,然后對躺在床上緩慢且持續搖頭的大爺說道,“大爺,咱們打個商量。您只要好好聽話配合治療,我就給你家里人打個視頻電話,讓你們見見面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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