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為富豪，在享受著財富帶來便捷和榮耀的同時，也意味著普通人所擁有的絕大多數快樂正在逐漸離李牧而去。
對于普通人來說，很多人在婚后，甚至是婚禮當晚，就會盤點一下他們這場秀到底為他們掙來了多少份子錢，李牧就沒有這種快樂，對于李牧來說，掙再多的錢也只是錦上添花而已，自從駿馬集團將總部從斯普林菲爾德搬遷至紐約，李牧就沒有詳細計算過他手中到底有多少錢，因為很難算得清，李牧的錢每一分鐘都在增加，連增加的這部分都是普通人終其一生都無法掙到的。
當然新婚之夜這種東西對于李牧來說也是奢侈品，普通人在婚禮當天無論如何都會給小兩口留出足夠的空間，讓他們擁有一個難忘的新婚之夜，這對于李牧和格洛莉婭來說同樣不可能，畢竟賓客中有海斯、西爾維斯特，馬丁內斯·席爾瓦等等這些擁有足夠分量的重要人士，李牧也不可能把他們全部扔下。
實際上，幾乎整個新婚之夜，李牧都在忙著和人喝茶聊天，根本沒時間顧及到格洛莉婭。
李牧的婚宴同樣是在克林頓城堡酒店舉行，婚宴的主廚一共有八位，分別來自清帝國和法國，他們共同為所有賓客制作一場中西合璧的饕餮盛宴。
只可惜，作為婚禮的主人，李牧卻沒有時間品嘗來自東西方頂級大廚的手藝，婚宴剛剛開始，李牧只來得及品嘗了一道餐前甜點，就被人請進宴會廳旁的小會議室。
“祝賀你里姆，你終于完成了你人生中的重要儀式，從此開啟一個嶄新階段，作為你的朋友，我為你感到由衷高興。”在會議室里等待李牧的人是海斯，他和李牧的確有很多話要說，而且并不方便讓其他人知道。
“總統先生你能來我真是太高興了，這讓我想起我們之間齊心協力的那段日子，那真是一段令人難忘的美好記憶，我們一起完成一件在其他人看來絕對不可能做到的事。”提起海斯的成功當選，李牧至今依然很自豪，這也是李牧重生以來到目前為止令李牧感覺最具有成就感的事。
雖然就目前來說，貌似李牧和海斯之間的友誼并沒有持續下去，但這并不能淡化李牧對那段時間的記憶。
“是啊，那真是一段令人難忘的美好記憶…”海斯臉上的表情很復雜，既有留戀，又有惋惜，同時還有一絲期盼，這些情緒都直接反映在他的語調上：“我得說，之前我把事情想得太簡單了，或許我根本沒有做好擔任總統的準備，如果不是你，我根本無法成功當選。”
海斯終于說了句公道話，不管海斯有沒有做好擔任總統的準備，是否具備擔任總統的能力，如果沒有李牧在幕后的運籌帷幄，還是確實走不到最后，甚至連開始的機會都沒有。
就像尤利西斯·格蘭特一樣。
“一切都過去了不是嗎，我們要向前看，無論如何，我們都希望看到一個強大的美利堅，這是我們的共同心愿，在這個基礎上，我想我們應該求同存異。”李牧現在也想開了，大家都沒錯，都在為各自代表的群體爭取利益，當然方式還有待商榷。
李牧所代表的肯定是資產階級的利益，當然如果從深層次分析，李牧代表的是所有美籍華人的利益，這注定讓李牧在考慮問題時不會站在全局的角度上，從這一點上來說，李牧所代表的利益是自私的。
海斯身為美國總統，代表的是全體美國的利益，全體美國人的利益，所以海斯考慮問題會站在統籌全局的角度上分析，這和李牧的思維方式從出發點上就是有分歧的，所以海斯和李牧之間如果互不退讓，矛盾只可能是越來越大。
當然，不管是李牧還是海斯，他們考慮問題都有一個基本的出發點，那就是需要一個強大的美國作為基礎，李牧需要一個強大的美國保證駿馬集團的利益，海斯也需要一個強大的美國證明美國人民的選擇沒有錯，所以李牧和海斯之間的矛盾，同時又不是不可調和的。
當然，這需要某人的讓步作為催化劑。
很顯然，在李牧所代表的整個資產階級面前，海斯即使是貴為美國總統，也只能無奈選擇退讓。
“沒錯我們應該求同存異，這是解決一切矛盾的前提，理智的人都會這么做。”海斯非常認同李牧的說法，沒辦法，總理就是偉大：“以前在當州長時，我認為尤利西斯·格蘭特總統并不是一個合格的總統，如果是我在那個位置，我肯定能做得更好，現在想想，那時候的我真的很可笑，我現在才理解到尤利西斯·格蘭特總統有多么的偉大。”
這個有點兒用詞不當，尤利西斯·格蘭特的所作所為，和“偉大”兩個字絕對不沾邊兒，尤其是在和他的前任林肯作比較的時候。
當然了，這一點李牧肯定不會說，在美洲銀行最新發行的新一版美元上，五十美元的頭像使用的就是尤利西斯·格蘭特，一百美元上的是起草了《獨立宣言》的富蘭克林，至于亞伯拉罕·林肯，他的頭像被印在五美元面值的鈔票上。
這個安排肯定是有一定私人感情作祟的，如果按照任期內的成就排排坐，林肯的頭像即使不用在百元大鈔上，起碼有資格競爭五十美元幣值，至于尤利西斯·格蘭特，恐怕一美元面值的鈔票上也輪不到他。
海斯之所以不得不面對現實，和海斯這段時間的接連碰壁也有很大關系。
在成為總統之初，海斯就發誓要建立一個“廉潔、高效”的政府，進而建設一個更加“公平、公正”的社會，這個出發點當然是好的，但放在時下卻有些不合時宜。
總統大選更換的只是總統，隨之更換的或許還有總統身邊的一些工作人員，但這個更換并不是徹底更換的意思，海斯甚至都不可能將身邊的工作人員換個遍，更不用提其他政府部門，哪怕是總統換了人，但那些部門不管是主事的還是跑腿的，還是之前尤里西斯·格蘭特當政時的那些人，根本沒有任何改變。
海斯要建立“廉潔、高效”政府的本意是好的，但這同時也意味著是對尤利西斯·格蘭特當政時期的徹底否定，言外之意就是之前的美國政府既不高效，也不廉潔，在這種前提下，可想而知，海斯正在推行的各種改革，有多么的舉步維艱。
擔任總統還不到一年，海斯因為想民主黨示好，幾乎得罪了大多數共和黨人，同時又因為要厘清稅費，得罪了當初把他一手捧上臺的資產階級，現在則因為實施政府機構改革得罪了所有政府雇員，而這些人原本應該是海斯的左膀右臂…
說起來在得罪人這方面，海斯絕對是人才，這家伙能活到現在確實是不容易，大概海斯自己也已經意識到，如果他再不做點什么的話，大概他是無法平安度過這四年任期的。
“成長的標志就是學會站在其他人的角度上考慮問題，有時候我們不得不妥協，不得不退讓，但那并不代表我們軟弱，我們只是在尋找另一種解決問題的可能…”李牧盡量選擇委婉的方式提醒海斯，畢竟身為總統，海斯有自己的尊嚴，李牧要是話說的太重，恐怕結果會適得其反，那就和海斯犯了同樣的錯誤。
客觀上說，海斯想建立一個廉潔、高效的政府，想建立一個公平、公正的社會并沒有錯誤，那都是一位總統應該做的事。
海斯錯就錯在操之過急上，站在海斯的角度上，考慮問題應該更全面，選擇方式也應該更謹慎，如果換一種方法，選擇更加溫和的方式，或許會取得更好效果。
至少不會像現在這么糟。
“是的，我現在已經意識到了，我的確是有些太過激進，所以接下來我會換一種方法，看看能不能開創一個新局面。”海斯自己也意識到了這個問題，更難能可貴的是，海斯勇于承認錯誤，并不回避自己的失誤，這種性格很容易獲得他人的好感。
西方政治就是這樣，政治家不怕犯錯，犯了錯就要承認，很多時候甚至要勇于承擔錯誤，把原本不屬于自己的責任攬在自己身上，這樣會讓自己看上去更有擔當，才能更容易獲得公眾的原諒。
反之，如果出現問題一味推諉責任，為了逃避責任甚至說謊，那就等于是犯了原則性錯誤，將錯誤直接上升到品格層面上，這對政治家的聲望將會造成毀滅性打擊。
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這和東西方的傳統思想有關，東方對于“父母官”要求極為嚴格，大禹那樣“三過家門而不入”的形象才符合東方人對于官員的定位，而西方普遍在這個問題上做法更加人性化，官員犯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敢面對錯誤，有時候出現污點反而并不是壞事，只要不是原則性錯誤，只會讓政客的形象看上去更加接地氣，更加親民。
如果從更深層次上分析，通過對錯誤的容忍程度，就能夠看出東西方對于權力的態度，相對來說，東方人在權利面前表現得更加勇敢，而西方人在權利面前表現出更多的則是服從。
“我相信總統先生你一定可以的，實際上你的做法也更符合大多數人的利益，相信遲早有一天，你會得到應有的理解。”李牧這句話真不是恭維，在原本的歷史上，海斯在評價就遠高于尤利西斯·格蘭特。
相當于21世紀的美國，19世紀的美國是個徹頭徹尾的“發展中國家”，既然是發展中國家，那么在一段時期內發生混亂也很正常，政府的廉潔程度也是隨著經濟的發展程度而逐漸完善的，只要把蛋糕做得足夠大，那么每個人分到的就肯定會更多。
“希望如此…”海斯的精神總算好了點，海斯也沒指望能通過一次談話就和李牧盡棄前嫌，到目前這種程度就夠了，至少這是個不錯的開始。
還是剛剛離開，在門口等半天的西爾維斯特馬上走進來。
照例又是一番恭喜，嚴順給李牧倒上一杯紅茶，給西爾維斯特倒上一杯產自古巴的朗姆酒，李牧和西爾維斯特的談話就從朗姆酒開始。
“今年的甘蔗取得了大豐收，朗姆酒的產量比往年更高，但增加的部分并沒有反映在財務報表上，所以里姆，我有一個請求，如果可以的話，我希望圣地亞哥投資公司能幫助古巴建立一個高效、廉潔的稅務系統…”西爾維斯特從哈瓦那千里迢迢趕到紐約，肯定不僅僅只是為了參加李牧的婚禮這么簡單。
古巴的種植園大部分都掌握在以李牧為首的大種植園主手中，李牧在古巴擁有的種植園現在已經超過160萬英畝，從面積上來講，肯定沒有李牧在美國擁有的土地多，甚至沒有在中部地區一個州擁有的土地多，但從單位效益上來講，種植園給李牧帶來了更多收入，畢竟種植園里種植的幾乎全是經濟作物。
雖然和美國一樣都是“合眾國”，但古巴合眾國的稅務部門，和美國的稅務部門相比，很明顯不是在一個檔次上的，西爾維斯特的話并不是指責以李牧為首的種植園主們偷稅漏稅，而是指稅務部門的工作人員中飽私囊，這是讓西爾維斯特絕對無法接受的。
經濟欠發達地區其實都一樣，很多問題的根源都是因為人們沒錢，生活沒有保障，所以才會滋生各種各樣的腐敗。
類似古巴合眾國這種情況，如果沒有外力介入，那么想得到根本性改善非常困難，所以西爾維斯特才要求助于李牧，希望李牧能幫助西爾維斯特拿到應得的錢。
這種事在這個時代并非沒有先例，清帝國海關就是最好的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