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百零七章法律精神 石薇從福田院回來，見到蘇油桌上堆得高高的《宋刑統》，以及一邊比《宋刑統》還高的《疏注》，說道：“那么可憐的女孩子，朝堂諸公就不能放過她？”
蘇油耐心地解釋道：“薇兒也太小瞧人了，放過她，那也得有法律依據。司馬王公爭持不下，御史中丞滕甫仍要請求再推選官吏評議決定，御史錢愷并奏請罷免許遵判大理的官職。陛下又下詔將案件送交翰林學士呂公著、韓維、知制誥錢公輔重行審定。”
“呂公等人的議論與介甫公一致，可是法官齊恢、王師元、蔡冠卿等又持異議，于是官家又命大家共同討論，反復研究這一難案。”
“從案件管轄上看，該案經過了州府、三司、兩制、兩府等眾多司法機構和官員的大范圍反覆討論辯駁，恰恰體現了我朝在處理疑難案件時，體制上的完善與觀念上的重視。”
“人命至重，怎么謹慎都不為過。至少到目前，大家討論具體問題的時候，在內容上都緊扣律文，在程序上也是按照法司等級逐級上升，完全是就事論事，這也恰恰體現了這些大家對于朝廷律法的尊重與遵守。”
“這說明了我朝法制，已經發展到了比較規范完善和系統的程度，這是大好事，這樣的討論，只嫌少，不嫌多。”
說到這里蘇油突然傻了，他想到了濮議。
自己熱切參與到這件事情的討論當中，和當年濮議中的司馬光，歐陽修等人有何區別？
后人只看到濮議時雙方形成朝爭，懈怠國事，只認為是荒謬無稽的事情，殊不知在宋人眼里，禮法之重，遠大于阿云一案，熱烈討論爭執，比阿云案還要理所當然。
想到這里蘇油不由得啞然失笑，連濮議都開始予以理解，自己是真的越來越像當今宋人了。
石薇撇嘴道：“我不懂這些，但是俗話說得好，律法不外人情。阿云案中，難道就沒有可原之處？”
蘇油頓時醒悟，一下子跳了起來：“對呀！介甫公與君實公，在對律文明確規定的條文，關于阿云是否自首，是否符合所因之罪，是否可免的討論中，也都是從各自論爭的立場出發，未跳出就事論事的框子！大家都忘了，法律背后的精神！”
“其實在判案實踐中，將非盜殺類的‘謀殺已傷’適用自首，并將自首作為量刑時減輕刑罰的情節，這無疑符合自首制度的本意的！是符合謹慎用刑的司法精神的！”
“哈哈哈哈，薇兒真不愧栩衛仙卿，妙道天成，這是一語點醒夢中人啊！我知道奏章該怎么寫了！”
當晚，蘇油起草了自己關于此案看法的奏章。
首先，阿云這件案子，有無可減罪情節？很明顯，有的。
其次，司馬公，大理寺，所引法律是不是對的？很明顯，對的。
而安石公的解釋，很明顯屬于曲解條令，當然是有瑕疵的。
但是這并不代表我就支持司馬公反對介甫公。
此案之所以引來這么大的爭議，原因就在于用現有法律條例來正確審判，對阿云來說，明顯有失公允！
所以問題在哪里？很明顯，問題的本質，在于目前的法律條文本身存在瑕疵！
瑕疵在哪里？
首先是司馬公引用的“於人有損傷，不在自首之例”這一條，明顯不適用于阿云案！
韋大躺在那里讓她殺，十幾刀都沒有殺死，不管是人的問題，還是兇器的問題，這說明因當事人在當時不存在殺人的行為能力！
其次，是“違律為婚”這條罪狀，犯罪主體不明確。
阿云一介孤女，懵懂無知，這條罪狀真正的罪魁禍首，應該是替她訂婚的叔叔，而不該是阿云自己！
就算是阿云之前答應，反悔的目的也僅僅是“嫌其貌陋”，但是至少說明了當事人的態度，她對于這樁婚姻，是抵觸的！即使不能不作為“違律為婚”的犯罪主體，至少也不是主要的犯罪主體！這項罪名，不該油她來承擔，或者說，不該全部由她承擔！
第三，就是“謀殺已傷”后的自首是否符合減刑條件！
盜殺后自首，其所因之罪——盜竊罪，都能夠赦免，雖然沒有法律明確規定阿云這種情況，但是我們可以通過比較，得到結論。
阿云案中，阿云不愿意與韋大成婚，尤其在這婚姻還是不合法的情況下，其犯罪動機，明顯輕于偷盜，其犯罪實施的結果，又是如此輕微。
因而縱然法律沒有明文規定，也應該認為，阿云的自首，相較于盜殺后自首，是符合免其“所因之罪”的條件的！
這些其實都是法律條文的瑕疵，在阿云案這個用現有律令不能維系公平的特例里，該如何判決？
臣以為，這時候最重要的，是判決結果必須體現法律背后的精神，能夠維護和引領法律的權威和公正，而不能傷害它。
法律精神是什么？是保護所有人的法定權利，倡導公平，是維護社會穩定有序，是引導所有人從善棄惡的行為準則——無論如何，絕不是為懲治而懲治。
換個說法，法律不外人情。
在斷案依據明晰的時候，可以援引法律判定的時候，需要堅定執行。
但是在律例無法做出判定，引起如此大爭議的情況下，唯一的辦法，就是根據人性中的共善，做出大多數人認為公允的判決。
這正是陛下的敕命存在的最根本意義，也是皇命可以干預法律的唯一之理由！
陛下的意志，平時不應當干預司法，只有在這種時候，才能發揮積極的作用！
因此請陛下維持大理寺根據現有法令的做出的判決，以維護皇宋法律的權威性，但是同時下達敕命，給阿云減罪，兼顧判決的合理性。
最重要的，事后定當根據此次案件，調整相關律令，明確其中的含糊之處，以使后來法司有所依憑，今后遇到此類案件，無需陛下的敕命即可做出正確判斷。
這封奏章完全符合蘇油的風格，實事求是，合情合理，且眼界高過了司馬光和王安石，巧妙地將法律條文和法律精神進行了區分和對立，以解決爭議問題。
看似與政治立場毫不相關的討論，但是朝中不少人精，立刻看出了司馬王蘇三人的不同。
這篇奏章，其實就是蘇油的政治立場的宣言，如果說司馬光是保守派，王安石是激進派，他蘇油，則不依附任何一方，是溫和改良派！
四月，趙頊下詔，勉慰大理寺諸人堅持原則的同時，也手詔許遵，對其堅持維護法律精神的作為予以肯定。
宣布大理寺判決有效，但同時敕命給阿云降罪二等，從絞刑減為編管。
要說蘇油這封奏章有什么瑕疵瑕疵，就在于他說了這么一大通，最后竟然莫名其妙地和趙頊站在了一起！
隱晦地指責王安石阿附圣意，其實他自己才是最大的阿附圣意好不好！
不過與王安石糾結在法律條文中尋找理由相比，蘇油的方式明顯高出一籌。
如今臺諫本身關于這件案子就分作了兩派，加上唐鐵頭在臺諫的巨大影響力，還有另一個臺諫大佬司馬光，沒有從蘇油的奏章里感覺到傷害，甚至隱隱覺得蘇油說出了自己的心聲，駁斥了王安石和許遵的荒謬無稽，維護了法律的尊嚴。
加上這奏章給皇帝的操作賦予了一個高大上的解釋。因此臺諫這次竟然沒有發出一點聲音。
以理服人，大致便是如此了。
其實王安石本人也沒覺得這封奏章有什么問題，因為蘇油最后提到了他內心深處的企圖——變法！
不過王雱就非常氣憤了，認定了蘇油是奸滑之輩，陷其父于不義被動，搶了皇帝的好印象，在家中摔棋砸碗，表示此仇不共戴天。
蘇油哪里在意這個，直接上了第二份奏章，趁熱打鐵，要求將此案判決寫入宋刑統的《疏注》和皇帝的《敕編》，作為法律解釋確定下來。
蘇油還提議，在《疏注》中記錄下此次討論的來龍去脈，并且強調這是三司、兩制、兩府，臺諫集體智慧的共同結晶，是大宋律法的可喜進步。
大佬們都覺得這個不居功自傲的小子很會來事兒，很謙虛，全不知蘇油這是為了防止后患采取的措施。
野史里邊，司馬光后來當了宰相之后，可是將阿云案翻案了的，說是多年以后，還將早已重新嫁人的阿云重新抓起來斬了首。
蘇油雖然不信這個——一罪兩罰，在大宋法理上本身就是說不通的，司馬光作為保守派，既定條文的堅定擁躉，按理說不會如此行事。
但是既然有這個傳說，后患就不得不防。
一通稀泥好歹糊弄了過去。
然而事情又來了，有詔：“諸路帥臣、監司及兩制、知雜御史已上，各舉武勇謀略三班使臣二人。”
在蘇油這里想都不用想，如今他夾袋里的武人多的是，不過因為都太年輕，所以他一個沒有推舉。
只選了兩個與他關系一點都不密切的人——劉昌祚，高永能。
劉昌祚與蘇油有一面之緣，其人氣雄貌偉，精通兵法，尤善騎射，有百步穿楊之能。
父親劉賀在定川之戰中犧牲，劉昌祚得以父勛被朝廷錄為右班殿直主，后遷為西路都巡檢，如今已經四十六了，正在族兄蘇頌的使遼團隊里邊帶警衛連。
高永能蘇油更是見都沒有見過，此人都已經五十五了，還是種諤的手下，毫不知名。
種諤保衛綏州之戰，高永能帶軍六千為前鋒，五戰五勝，事后不但沒有得到一絲獎賞，還差點被陸轉運使砍頭。
種諤被編管的時候也跟著倒霉下獄，還是蘇油去信韓琦，一力保住的。
種諤就算再高傲，如今也終于老實了，或者說，對別的文官不知道，但是對于種家幾兄弟都有大恩的蘇油，算是徹底服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