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千四百九十七章光脛轉運 劉嗣在土地廟七子里邊算是老實巴交，他的入仕，完全是被章惇綁架的結果。
章惇要平梅山，要開辟湖南湖北，就需要以夔州作為后勤大基地，正好劉嗣當時在夔州為離任的蘇油做收尾工作，被章惇抓了壯丁，負責管理后勤。
章惇平梅山，劉嗣出了大力，也給趙頊留下了踏實可靠的深刻印象。
之后仿效兩浙開發荊湖，誰都不愿意在那瘴疫蠻荒之地當官，劉嗣也不知道該說是運氣好還是運氣不好，竟然被趙頊點名，成了荊湖南路轉運判官，進入了路級干部序列。
劉嗣在那邊游說梅山蠻的過程中，認識了當地大族蘇方的妹妹蘇九兒，兩人結為夫妻，劉嗣隨即又被轉運使蔡燁舉薦，成為荊湖南路轉運副使。
蔡燁去后，劉嗣歷任荊湖南路轉運使，荊湖南北路都轉運使，算是做到了外朝官中的最高級別。
之后開始漸漸有了自己在官場上的人脈，還經過蘇油牽線，將自家閨女嫁給西軍將領王文郁長子韋昭。
高滔滔垂簾后，非常重視農業，要求兩制上官員舉薦農業方面的人才，蘇油和章惇就推薦了劉嗣。
這就是大宋，沒有科考成績打底，以胥吏入官，劉嗣在外路兜兜轉轉幾十年，開拓良田數十萬頃，安定招納兩路蠻夷、移民數十萬戶，將荊湖打造得有了后世湖南湖北中華糧絲大基地的雛形，才得到大佬的青睞，終于成為了一任京官，戶部南曹末位郎中。
這個郎中非常邊緣，因為戶部的工作很繁雜，掌天下土地、人民、錢谷之政、貢賦之差。
而農業這一部分，主要是掌全國疆土、田地、冊籍，還要引導移民墾荒；招撫安置流民；以魚鱗圖冊、黃冊為根據，抑制豪民兼并；以限田裁異端之民；以樹藝課農官；以草地養馬放牧；以種器召佃盡地利。
劉嗣負責的工作還在這些之外，屬于戶部南曹中的一個新部門——技術司。
這是蘇油對高滔滔提出的建議，六部獨立出一個司，負責推廣新方法，新機械，新技術。
除了吏部，其余五部都有。
不過司馬光倔強，別的部門都叫技術司，偏偏戶部還是按照老習慣，管技術司叫司農寺。
怨念，妥妥的怨念。
不過蘇油也懶得計較，反正主持各部這個司日常工作的，基本都是理工人才。
劉嗣屯墾十幾二十年，對自己的業務具備非常的素養和自信，雖然被打了個措手不及，但是高滔滔隔著車簾相問，劉嗣皆能回答得非常詳細，讓所有官員都非常滿意。
就聽劉嗣說道：“鍋駝機功效是黃河大水車的數十倍，今年因為河水水位下降，導致近二十臺大水車無法發揮作用，不過京周三路依托洛口埽水利工程所得的灌溉水量，其實遠比平日為多。”
“這么做的原因，是為了化害為利，將京周三路的水利網絡建設得更加完備。”
“以往依靠降雨，京周三路有一半土地，對水利工程依賴不強，興舉工役時，地方官員多有陽奉陰違，甚至罷減阻撓者。”
“今年就不一樣了，地方官和百姓們積極性都很高，這里還只是一處臨時性的設施，其余各地打出的機井不下百余，都設置在以往水利不及的地方，發揮的作用更大。”
“臣這里有京畿三路水利設施分布詳圖，敢呈太皇太后懿覽。”
高滔滔命張士良取來看了，圖上黑色部分是舊渠，紅色部分是各州府今年新開的新渠，還有上百處紅色的三角形，標示著機井的位置。
而每一處機井，也有紅色的線路引出，將整個京畿三路變成一張巨大的蜘蛛網。
高滔滔對此非常滿意：“戶部南曹技術司的差遣，愛卿做得細致。聽聞愛卿以堂堂一路轉運使，長期在田間地頭測量規劃，興修水利，在荊湖都有歌謠傳頌？”
劉嗣大窘，躬身施禮：“臣孤兒出身，歷仕以來出沒草野，這個……這個淺薄簡陋，是百姓胡亂傳唱，實在是大失官體，有辱圣聽。”
這是《時報》上刊載過的一首兒歌，曾經感動過無數的人。
“轉運轉運，黔首光脛；湖北荊南，今翻上郡；我將力勤，朝廷莫遣使君去！”
劉嗣在荊湖任轉運使期間，引進理工技術，大興水利，秉承蘇油的一貫風格，對夷漢一視同仁，大得人心。
轉運使一般三四年就得一換，荊湖百姓聽到劉嗣到期就會離開荊湖，痛哭奔號，傳唱歌謠，呼吁朝廷不要將劉嗣調走。
趙頊得知后大受感動，又因為荊湖乃新開發地區，夷漢間雜，難于治理，因此準了百姓所請，硬將劉嗣多按在了荊湖兩屆。
高滔滔見到劉嗣老農一樣的膚色，也不禁嘆息：“昔大禹治水，手足胼胝，脛無一毛，三顧家門而不入。”
“愛卿治荊湖十余年，上接蜀中，下引淮南，左顧荊襄，右撫廣南，使方圓兩千里間，我大宋昔日荒莽之區，至今翻為魚稻桑麻之地。”
“愛卿之功，不亞蘇油開太湖，沈括拓南海。”
“聽說你只比司徒大四歲？足見平日是多么操勞。”
“大宋有黔首光脛的轉運使，這是大宋的榮傲，官家與朕的榮傲，何陋之有！”
一句話給劉嗣定了性，讓所有官員都對羨慕不已。
只要劉嗣今后不亂來，太皇太后今日的評語，足以保劉嗣子孫富貴平安。
不過話又話說回來，要他們以劉嗣現在的模樣為代價，十個里邊，怕是又有十個做不到了。
回京的路上，章惇逮著機會，與蘇油討論起王安石的《經濟論》來。
王安石這部書，是潛心研究十多年之后的心血。
書中從宏觀經濟的眼光出發，詳細分析了大宋這個國家的勞動分工，經濟構成，終于發現了一條真理，那就是“社會財富”的概念。
王安石認為，一個國家的經濟，取決于這個國家的市場大小，以及在市場和分工的基礎上，構成的社會財富在流通中發展壯大的程度。
書中分析了很多方面，認為財富的價值，來自一個個的人，而讓每一個人創造的社會財富越多，這個社會就會越加發達和富裕。
要實現這條，需要勞動者的勞動熟練程度，勞動技巧的提升，需要工具的改進，還有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知識的傳播。
王安石也吸收了蘇油和張方平的一些觀點，認為生產不光光限制在農業，而應當包括工業和商業。
“四民之業即其田”，這個觀念，在這本書里也提了出來。
書中除了對土地租佃、流轉、兼并做了深刻論述和反思，同樣對貨幣、商品交換、價格、勞力、薪水、資本、利潤、專利，也做了非常詳盡的闡述。
而對于貨幣、銀行、金融等方面，則基本援引了蘇油和張方平的論述。
書中對很多新興的經濟現象和經濟產物，進行了詳細說明，包括了國家大型企業如鋼鐵廠，造船廠的運轉模式；大型私人資本企業如毛紡廠、皮革廠、機械廠的運轉模式；新興金融手段如定活期存款，匯票，保險業務等的研究分析；甚至連海外殖民地、捕鯨業、新型牧場、家庭式新式立體農業，都做了論述。
最后得到的觀點，就是大宋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根本原因就是提高了大宋每一個人的人均“社會生產效率”。
生產的另一面是消費，作為兩任宰執，王安石對國家收入的來源與分配也做了詳盡描述，尤其詳細地描述了自元豐以來，國家的開源節流的具體措施。
但是書中還是保持了儒家的保守，對蘇油讓宗室自立，成為“民力”的組成部分，表示了贊同，但是同時又提出了“與民爭利”的問題。
而且王安石悲觀地認為，這其實是另一種形式的掠奪。
他認為自己早期新法的失敗之處，其癥結就在“取民利與國”。
而現在大宋的經濟走勢，讓他又產生了大宋正一步步走向“取民利與權貴”的擔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