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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7章 分岐

  立國時,太祖說藏富于民,到了王安石變法,又要發富民之藏,以濟貧民。所說的財富,其實更多的是指金錢,而不是實物。市場分割,商業經濟不發達,會使大量的社會財富其實沒有用貨幣標價。商業的落后,又使大量金錢沉淀下來,形不成資本,也抑制產業發展。

  宋朝民間沉淀下來的錢有多少?比流通中的數量多得多。兩宋之交,朝廷加賦,曾有一個寡婦愿意一家替全縣交錢。開一庫存錢,就全數交齊,而他家存著的現錢還有好幾庫。一個不顯山不露水的鄉間小財主,就存了裝滿幾間房子的現錢,當時的人也大吃一驚。

  流通中的貨幣,應該等于數量乘以流通速度。這個年代,大部分人還沒有認識到流通速度的重要性。

  杜中宵在京西路開設商場,增加流動速度是一方面,還有一個目的是打破各州縣的行會壟斷,打破地方壁壘,形成統一市場。統一市場一旦形成,局面就煥然一新了。

  聽著杜中宵講自己各項措施的意義,王安石不斷點頭。在地方為官已經九年了,有足夠的經驗,看見了各種各樣的弊端,王安石一直在尋找改善弊政的方法。京西路的很多做法,讓他耳目一新,形成了很多的想法。這一路走來,觀察地方,體察民情,還是感性的認識。聽杜中宵分析利弊,慢慢開始形成理性的認識。有了這些認識,到了舒州之后可以付之實踐。

  舒州位于長江支流皖水邊,就是后世的安慶一帶,地理條件與襄州一帶類似,營田務的很多舉措都可以直接移植到那里。王安石的打算,也正是要借這一任通判,結合營田務的經驗,在實踐中找到自己的治國方法。只有真正地認識地方,積累足夠的經驗,王安石才會愿意到京城為官。

  與杜中宵比起來,王安石的理想遠大得多,做事也主動得多。

  歷史上舒州一任之后,再做一任知州,王安石便入京,不久就寫了《上皇帝萬言書》,系統地提出了自己治國理政的思想。《萬言書》是一種官員上書皇帝的文體,比較正式,倒不是長篇大論的意思。現在這個時間,正是王安石積累經驗,總經自己改革弊政的思想理論的關鍵時刻。

  杜中宵講完,王安石道:“依待曉之見,行會把持地方,把全國商業分割為一州一縣,甚至一鎮一村之地,使商販不行,于國不利。如果打破行會把持,奪了牙人的交易之權,才可以使貨物流通天下。不過如此一來,官府也就無法掌控民間貿易,使商賈脫離朝廷眼線。商人天性逐利,不事生產,若是百姓人人追逐商販之利,耽誤了種田,于天下大不利。”

  杜中宵道:“介甫,商人逐利,其他各行各業難道就不逐利了?民間有言,錢如密,一滴也甜,天下人哪個不喜歡?種田有種田的利潤,經商有經商的利潤,開工場生產貨物同樣有利潤,哪個利大,便有無數人鉆進去,把利潤慢慢攤薄。官府只要從中調節,并不會相差太多。至于官府無法掌控貿易,便是開市場的意義。有朝廷自己開的商場,有民間百姓開的商場,各得其利。有自己的商場,官府可以通過調節抽取的利潤多少,影響天下商業。然后通過稅收、官買官賣、貸給本錢等等手段,掌控其他。”

  王安石聽了,好一會不說話。以王安石的文化背景,他的性格,更加相信直接控制的手段。杜中宵這樣間接控制的方法,不合他的心意。

  何必那么麻煩,既然官府可以開商場,可以直接生產、買賣貨物,商業就由官方來做好了。直接朝廷出面,控制、管理大型商業,只有那些不賺錢的小生意,才放給百姓經營,豈不更簡單?

  像鐵監那樣做工業,像商場那樣做商業,再加上營田務這樣做農業,農、工、商全部由朝廷設衙門來經營,什么大商戶、行會、牙人,全部都甩到一邊去,豈不是一了百了?

  王安石是這樣想的,也準備這樣做。此次到棗陽來,一是要看一看營田務種田的模式,再一個看看村社經營。學習經驗,到舒州之后,整合境內所有行業,試一試身手。

  聽著王安石說著自己的想法,杜中宵有一種錯覺,自己在跟一個似曾相識的國營大單位的一把手談話。只是王安石這樣的思想,沒有意識形態的因素,而是認為,財富沉淀民間,朝廷積貧積弱,是現在天下最大的問題。只要財富到朝廷手里,就可以富國強兵,改革一切弊端。

  王安石容易走極端,一旦覺得哪種方法好,就推向極致。杜中宵這種一方面這樣,另一方面又想方設法處處限制的做法,讓他極不理解。既然官營有這么多好處,又何必留出民間發展的空間。

  杜中宵哪里有理論功底說服王安石,只能含糊過去,總要經過實踐,才能改變認識。

  宋朝被稱積貧積弱,其實后來的明朝中后期,又何嘗不是積貧積弱?清朝的中后期,是不是積貧積弱?甚至后世的歐洲等國家,冷戰之后是不是積貧積弱?與他們的前期相比,都是一樣的局面。

  政權不掌控經濟命脈,必然會走到這一步。宋朝用行會和牙人控制工商業,社會財富必然被商人和牙人分走大部分,到了官方手里剩不了多少。隨著時間推移,會一步一步惡化。這種情況下,哪怕官方參與一些經濟活動,不管是工業還是商業,都會被各種手段擠兌得不賺錢,甚至虧錢進去,成為民間勢力積累財富的養分。不得不放棄,從而使官方在社會財富中分到的配額變得更小。

  王安石這些人,就走到了另一個極端。既然如此,那就由官方直接進行分配,消滅中間謀利的商人和工場主,完全控制生產和消費的整個鏈條,一切利潤由朝廷掌握。

  這怎么可能做到?無非是把生產和消費及中間的流通環節,納入到官方體系來。以前是體系外的人分財富,變成體系內的人分財富。沒有控制的手段,體系內的人難道就比體系外的人欲望低,不貪婪?

  杜中宵的辦法,是官方掌握一部分經濟,以足以能夠控制社會財富為度。通過這一個體系,調節官方抽取利潤和積累的比例,投資和消費的比例,來影響社會生產。官方不能掌握這樣一個獨立的體系,要么對經濟無能為力,要么對某個階層產生依賴,淪為工具。

  政權不是靠稅收養的,這是中國歷史上的政權的特點。有必要,有能力,政權會出面直接掌握生產資料。直接控制土地,均田制、分封制,都是建立在土地由政權所有的基礎上的。直接設立工場,從周朝開始而后歷朝歷代,都有規模龐大的官營工業。只有商業,官方難以控制,便有重農抑商。

  宋朝經過晚唐五代的混亂,不立田制、不抑兼并,失去了直接控制土地的條件,官僚便一直有重新控制的沖動。數次改革,重要目標都是由朝廷再次直接控制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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