郡縣制是秦代時所創的，秦始皇統一六國之后，廢除了分封制，改立郡縣制，建立起了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當時一共將天下分設為三十六個郡，每個郡的地方長官都由朝廷直接委派并且只對中央朝廷負責。
后來到漢代，郡縣制和分封制并存，也就是郡國并立，不過漢代所謂的“國”和春秋戰國時的“國”有著本質上的區別，那些諸侯王對自己的封國并沒有行政管轄權，其國相也并不是諸侯王自己封的而是由朝廷委派，其實除了名稱之外，太守和國相的俱都是一樣的。
漢代在郡國之上，又設立了十二個州加司隸校尉部，以方便管轄遼闊的疆域。
但在漢代州并不是行政區而是監察區，州的最高長官是刺史，行使的是監察權力，秩六百石，官位要比二千石的太守國相差了很遠，所以在漢代便出現了下品官員管理上品官員的奇葩事。
后來到了漢末，群雄割據，州的地位也逐漸地從監察區向行政區轉變，最為明顯的例子就是許多州設立了州牧，州牧可不是六百石的官員，而是比二千石更高一級的中二千石，州牧成為了實打實封疆大吏，擁兵坐鎮一方的諸侯。
到了三國時代，雖然州的長官有時被封為州牧，有時被封為刺史，比如施績就是荊州牧，而交州那邊陶堅就是刺史，但實質上兩者并有什么太大的區別，都是州一級的行政長官，只是州牧稍微顯得尊崇一些，但他們的權力是一般大的。
相對而言，郡守的地位下降了不少，原本郡守和國相都是直接向朝廷負責的直屬官員，但州成為行政區后，太守國相就需要向州牧刺史負責了。
而且郡國的數量也在不斷地增加，所管轄的面積也相應地縮小，許多的大郡都是被一分二，甚至一分為三四，以吳國的荊州為例，在吳剛奪取荊州之后，吳國境內的荊州共設有江夏、南郡、武陵、長沙、零陵、桂陽六個郡，后來不斷地析分，新設立了建平郡、宜都郡、衡陽郡、湘東郡、臨賀郡，生生地將荊州六郡劃分為了荊州十一郡，郡的數目，比漢代時荊州九郡還多。
郡的數目越多，那就代表官吏隊伍越發的臃腫冗余，不管是大郡小郡，從太守到計吏書佐，大小官員，一律配齊，可謂是麻雀雖小，也是五臟俱全。
官吏越多，對百姓的盤剝自然就越厲害，三國時期各國的兵民比例大約是十比一，而官民比例大約是在二十五比一，也就是說每二十五個普通的平民百姓，就要養活兩個半士兵和一個官吏，可見其負擔之沉重，已經到了不堪重負的地步。
曹亮在征伐的過程之中，已經在刻意地改變這種局面了，以前的魏國，常備軍的維持數量總是在五十萬人以上，也是占到了人口比例的十分之一左右，如今曹亮的野戰兵團，只有三十萬余人，就算加上各地的郡國兵，數量也是比之前要少十多萬。
從起兵之始，曹亮走的就是精兵路線，寧缺勿濫。曹亮深知，兵不在多，而在精，軍隊的戰斗力，可不是僅僅是靠人多就能堆出來的，所以長年以來，曹亮一直狠抓軍隊的素質建設，不斷地地改進裝備，加強訓練，提高實戰水平，讓軍隊的戰斗力有了明顯的提升。
所以每一次的戰役，魏軍都從來沒有在兵力數量上占據過優勢，但卻可以輕易地打敗敵軍，看似以少勝多的背后，其實是另有奧妙的。
曹亮不光是精兵，而且還簡政，裁減冗員，精減機構，將一些析分出來的小郡重新劃歸到大郡之中，這樣就可以節省下一整套的官僚班子，這次只派出四個太守，曹亮就是將荊南七郡重新地劃分為四郡，將吳國新設立的衡陽郡、湘東郡和臨賀郡給取消了。
在其他的州，曹亮也至少合并撤消了二十多個郡，一百多個縣，這種撤郡并縣的舉措，光是裁減的冗員就多達數萬人，減少俸祿支出數億的錢糧。
表面上看，曹亮的精兵簡政，撤郡并縣是為朝廷減輕負擔，開源節流，但實際上卻是為老百姓減負的。
軍隊和官吏的開支從哪兒來，朝廷也不會無中生有，朝廷的所有開支都來自于賦稅，而賦稅是要加到每一個平民百姓身上的，如果朝廷的傣祿不足了，糧餉不夠了，那也只是能是來薅百姓的羊毛，羊毛出在羊身上，朝廷的開支越大，百姓的負擔便越重。
歷史上再興盛的王朝，其實都是敗在賦稅的上面，王朝越興盛越繁榮，開支便越浩大，越容易滋生腐敗，為了彌補財政的漏洞，除了加稅之外，沒有別的路可走。
底層的百姓不斷地被盤剝壓榨，最終被逼到忍無可忍的地步，只能是揭竿而起，奮起反抗，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強大的王朝最終也會灰飛煙滅，不復存在。
縱觀中國五千年的歷史，幾乎就是在這種興衰之中不斷地輪回著，數千年來都走不這個怪圈，深諳歷史的曹亮自然會想盡一切辦法，不讓歷史重演。
其實對于普通的黎民百姓而言，他們并不需要什么奢侈的生活，日求兩餐，夜求一宿，能吃飽能穿暖就足矣，只要解決了老百姓的溫飽問題，那怕是有人跳出來帶頭造反，都沒有人跟隨，自然社會就不會亂。
但解決百姓的溫飽，說難不難，說易也不易，首先是輕徭薄役，減輕老百姓的負擔，這個時代生產力比較低下，普通老百姓一年的收入所得，大部分都交了稅，遇到個風調雨順的好年景，或許還能勉強地糊個口，但遇到了災荒年，如何能挺得過去。
所以解決問題的關鍵，根子在朝廷上面，提高生產力是一個方面，但更為重要的是，要給百姓減負，那撤裁冗員，減少朝廷的開支，便成為了一個最為關鍵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