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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四十八章 帝國隱患

  病骨支離紗帽寬,孤臣萬里客江干。

  位卑未敢忘憂國,事定猶須待闔棺。

  天地神靈扶廟社,京華父老望和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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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起書懷》陸游  雖然虢國夫人是這場土地盛宴的最大收益者,但身為人君,很多事還要以大局為重。

  玄宗思來想去,還是不踏實。如今,大唐四海升平,自己大權在握,放眼天下,沒有人有威望和實力能夠挑戰自己。但世家大族皆是百年基業,根基深厚,不容小覷。

  履霜,堅冰至。莫非他們嗅到了什么?

  這日退朝,玄宗把李林甫單獨留下,詢問此事。

  李相聽完玄宗的顧慮,從袖中掏出一本奏折,遞給高力士。

  李林甫不慌不忙回道:“回稟陛下,此事我亦有所覺察。本待將世家大族洛陽田產交易的情況全部統計完后,再報與您知。但既然您問到了,我就先將目前收集到的情況,奏報與您。

  從臣查實的證據來看,這次尾隨徐太傅南下的世家,僅僅是與其平日交好的家族。洛陽一帶,大部分豪族還是一切如常。雖然也有聞喜裴氏、河東崔氏等門閥大族南遷,但都是其家族中的一支,沒有動搖其根本。

  此外,臣也加派了人手,暗中調查長安一帶的關隴貴族。獨孤家族、長孫家族等門閥,都沒有任何異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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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推斷,這次南遷,并不是關隴貴族的統一行動。”

  玄宗翻看奏折,確實沒有獨孤家族、長孫家族等門閥,這才放心。

  玄宗問道:“洛陽一帶,世家大族大量拋售田產,這也很反常啊?”

  李林甫笑道:“在臣看來,這是好事。”

  “哦,你且說說看。”玄宗好奇問道。

  李林甫回道:“自古土地兼并都是禍亂根源。農民一但失去土地,變成流民,就離暴民不遠了。如同火星掉入柴堆,分分鐘兵連禍結。東漢末年的黃巾起義,隋末的天下大亂,莫不如是。根源都在豪強地主大量土地兼并,導致民不聊生。

  而今,部分世族南遷,開墾江南,嶺南,將蠻荒之地變為沃土,同時,又將中原一帶田產騰出,豈不是大好。

  六部官員商議,此次田產交易,不需向朝廷繳納銀兩,只要按交易土地的面積向國庫上繳一定比例的土地即可。戶部再將這些土地登記造冊,作為朝廷的口分田,重新分配。

  朝廷所有的土地租賃給流民耕作。地上所得谷物,按比例上繳國庫,剩余部分歸流民養家糊口。

  如此,就可以恢復武德七年高祖皇帝時期的祖制——租庸調制:

  租:成年男丁可從官府得到百畝土地,傷殘得田四十畝,寡妻得田三十畝。在這些田里,十分之二是世業田,十分之八是口分田。當受田人死后,他的世業田由戶主繼承,而口分田則要交還官府,重新分配給別人。受田人按照每一丁男每年納粟二石的標準,向官府繳稅。

  如此以來,國庫充盈,百姓安居樂業,天下太平。”

  玄宗聽罷,點頭稱贊,終于放下心來。

  幾家歡喜幾家愁,在長安的另一處大院,太仆卿安慶宗將洛陽土地飛漲之事,詳細稟報給安祿山。

  安慶緒聽罷,沮喪道:“要不是爹爹把銀礦都捐給朝廷了,這次土地盛宴,半個洛陽都是咱家的了。”

  安祿山雙目放出餓狼的光芒,一鞭子打過去,罵道:“沒出息的狼崽子,將來整個洛陽都是咱家的!”說罷,把鞭子狠狠丟在地上,拂袖而去。

  雖然洛陽最近八方來客,商賈云集,但不管市面上如何天翻地覆、如火如荼,徐太傅一行始終不緊不慢地收拾行李,做著最后的搬遷工作。

  在這一段日子里,徐太傅將平生所學,傾囊相授與白復。

  這一日,徐太傅講完大唐的財政制度,掩卷長嘆:

  “財政危機才是我大唐真正的危機!帝國財政上的隱患一直沒有消除,反而在不斷累積,一旦失衡,天下大亂。而經我對朝廷近年財政收支的分析預測,這一天應不遠矣。所以我才力勸世家名門,盡快遷往南方避禍。”

  白復大奇,問道:“財政危機?難道不是‘殺破狼’大兇星象嗎?”

  徐太傅哈哈大笑,呷了一口茶,娓娓道來:

  “從開元初年,陛下任命了一系列的賢相治國,姚崇、宋璟、蘇颋、張嘉貞、張說、張九齡等人先后拜相,他們或為官清廉,或政寬刑息,或滿腹文采……這些賢相輔佐圣上,共同開創了開元盛世!

  但是,這些宰相也有一個共同的致命弱點:他們只會勸說陛下節省財政開支,卻不會幫助朝廷增加財稅收入。因為他們深知,增加稅負,就意味著盤剝百姓。這是熟讀孔孟之學的賢相們斷不能為的。

  而精減官僚機構,減少軍事行動這類節省財政開支的行為,隨著大唐的興盛,陛下開疆拓土的雄心,節流所起的作用也越來越有限。

  所以,對朝廷財政來說,最重要的是開源!

  天寶年間,每年平均的財政收入大約是:租錢二百余萬緡,粟一千九百八十余萬斛,絹七百四十萬匹,綿一百八十余萬屯,布一千零三十五余萬端。這些錢糧遠不夠維持整個帝國的運轉,更別說揚我國威、征伐四夷,雖遠必誅了。

  于是,另一批懂得弄錢斂財的“能臣干吏”,便進入了陛下的視野:

  宰相裴耀卿、監察御史宇文融、水陸轉運使韋堅、太府卿楊崇禮之子楊慎矜、戶口色役使王鉷、宰相李林甫……

  在我看來,除裴耀卿之外,其余每一位,都是讓帝國財政飲鴆止渴、走向懸崖之臣。他們為了得到圣上的恩寵,不惜盤剝地方、壓榨民間,更重要的是徹底破壞了朝廷正規的財政系統。

  隨著吐蕃在西部的崛起、北方邊事的緊張,大唐的財政已經養不起邊關的軍隊。

  圣上不得不設立節度使,把邊關的軍權、財權、行政權授予同一個人,讓其自己想辦法養活軍隊,備戰打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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