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赤果果的搶錢啊，而且竟然還有官府正式的律令作背書。
臨安，幾乎炸了。
不過，炸的主要是少數的商賈與百姓。
臨安的官員們雖然心里不忿，其損失還不足以將他們壓垮。更多的人，則存在著觀望的心態。
這種事，最好就是有人先去試探下官府的底線。一旦鬧事，會不會有人立時被抓，會不會有人被事后清算，
大家在臨安城中，都是家有老小，哪怕不惜自己的性命，也得為家人考慮。這跟怕不怕死，一點關系也沒有。跟有沒有骨氣，更是扯不上邊。
就像趙宋皇室降元時，不也是這般考慮嗎？
而且，所謂朝令夕改，說不定官府過兩天想明白，就會把這些不合理的律令撤銷。
近百萬的臨安市民，只有近十萬人按捺不住自己的憤怒，聚眾圍堵臨安各個官府衙門。這些人雖然不足全部市民的一成，卻引發了相當大的動靜。
明面上站在前頭的，是太學的學生；跟在他們身后的，是臨安城中居無定所、食不裹腹的流民；公然支持的，是直接罷市的商賈。
再加上各個衙門之中，以各種借口處于半怠工狀態的城守、巡捕與小吏。幾萬人的動亂，開始有向全城鋪開的趨勢。
然而，當一萬元軍士兵進駐臨安，并當街棒殺數百人之后，臨安頓時一片寂然。
一夜之間，彌漫在臨安城中的憤怒，不見了蹤影。
元國皇帝忽必烈下詔，公開斥責中書省為政者不知體查民情、不懂為民謀福，卻只知道用最粗暴的手段，來達成自己的某些目的。
詔書之中提及，雖然國家現在處于動蕩之中，雖然陛下希望與全體國民一起熬過這段最艱難的時日，但是他希望中樞官員應當“心有敬畏、行有所止”，上要為國、下得為民。只有這樣，才得取得對敵的最終勝利。
不過，朝令夕改無助于維護一個國家的正常管理與形象。因此，忽必烈作出承諾，中書省關于稅、捐的調整政策暫時試行半年時間，半年之后若是民怨依然極大，一定會做出適合民意的調整，并將退回這半年以來所超收的稅款。
同時，忽必烈在詔書之中，嚴厲地警告了潛入臨安的權國奸細，正是這些人在背后的主導與慫恿，才引發了臨安的動蕩。為了保護臨安百姓的安全，元國軍隊將暫時接管臨安所有的城防，并負責搜查隱藏于臨安各個角落中的敵國密諜。
但凡有與這些密諜勾結者，一律以叛國罪處置！
臨安城，一時風聲鶴唳。不少曾經參與動亂的學生與百姓，被如兇神惡煞般的元軍士卒直接捉往御街斬殺。
臨安皇宮之前，那條曾經喧鬧無比的御街之上，如今只余戰戰兢兢的行人，路牙上鮮血汩汩而流，數日不散。
臨安府外余杭縣。
一座平平無奇宅院之內，十幾個服飾各異的男子，正擁坐在一個中年胖子周邊。有些人的臉上顯出焦慮之色，有些人則是滿臉擔憂，有些人卻閃著興奮的目光。
“人員折損如何？”坐在中間的陳耀問道。
“還好，大多數撤出臨安了，留下了十來個人，目前暫時無憂。”
“告訴你們的手下，取消所有的行動計劃，首先要保證每一個密諜的人身安全。”陳耀說道。
“安全是可以保障，可是取消行動，那我們這么長時間的籌謀，豈不打了水漂？”
“而且，難道真的看著臨安的百姓，繼續被元國壓榨嗎？”
“我倒覺得，這是個機會，民心可用。咱們再燒把火，絕大多數的臨安百姓，應當都會跟著響應吧？”
陳耀擺了擺說道：“咱們要厘清楚，在臨安搞事的目的。是為了鼓勵臨安百姓，自下而上、帶著自主意識去反抗元國的暴政。而不是咱們帶著這些百姓去與元軍進行武裝的對抗。”
“咱們的兵力，已經分散于宋國各地，不可能調集過多的軍隊來支持臨安的任何形動，更不能直接發動攻打臨安的戰爭。若是臨安百姓始終抱著得過且過的心態，希望別人犧牲在前，自己享受在后，那大權國哪怕調來十萬的兵力，也不會有任何效果。”
“那，就不管臨安受苦的百姓嗎？”有人依然提出了質疑。
“我覺得，陳部長說的有道理。我們覺得臨安百姓在受苦，可是大多數人卻未必這樣覺得。所以，哪怕咱們投入再多的力量，這些人也未必會心生感激，反而會覺得大權國必有圖謀。”
“是啊，我們在說服許多官員時，碰到的最大障礙就是這個問題。這些人倒不是不愿意支持權國，卻一個個待價而沽，覺得大權國若是沒有他們的支持，不可能取得與元國戰爭的勝利。更可惡的是，很多投降元國的宋國舊臣，包括皇室宗親在內，都想腳踏兩只船。一方面不肯現在就舉旗反元，另一方面還想盡可能的從咱們這撈到更多的好處。”
“臨安的百姓也是如此，大多數人抱著得過且過的心思。大概被壓榨習慣了，而且也沒到最后的絕路，誰都會抱著僥幸的心里。”
“百萬的市民啊，竟然被一萬入城的元軍，嚇得一動不敢動！我現在能理解，為什么宋國會敗在元軍手中，臨安的趙宋皇帝為什么會主動投降。都是一群沒卵子的貨色！”
“我倒覺得未必，臨安百姓中，還是有不少人不甘屈辱，愿意博命一擊。”
“你說的是那些學子？我算是知道了什么叫做百無一用是書生了！堵著官府衙門罵人，他們確實極為擅長，可是元軍一進城，跑得最快的就是這些人了。當街殺了幾人之后，這些學子現在連罵人都不敢了。”
陳耀又擺了擺手說道：“對于普通的百姓，我們可以恨其不幸，也可以怒其不爭，但是不能要求他們過多。百年安樂富足的生活，早已經讓這些數代皆為良民的人，忘記了戰爭的殘酷，更已經不知道國仇為何物。指望他們，不現實！”
“我們也不應該去利用他們，來達到我們的目的，沒必要。
他們愿意忘卻曾經的宋國，愿意選擇現在的元國，就要接受忽必烈的欺騙與壓榨。當然，還得承擔由此引發即將到來、家破人亡的痛苦！”
邊上眾人聽著頻頻點頭，心有戚戚焉。
“我這次召集你們過來，首先是要求你們撤出臨安，并盡可能的保證每個密諜的安全。其次是想集合諸位之力，一起分析清楚：忽必烈接下去，會有什么舉措？”
眾人相視一眼，陷入沉思。
良久，未有人言。
任何一場戰爭，情報都是決定勝負的極為關鍵因素。在座諸人，他們對于所掌控的情報判斷，將會成為大權國軍隊下一階段行動的最重要依據。一旦出現主觀性失誤，便會對整體戰局產生難以估量的影響。
陳耀聳著肩膀，輕輕地撞了下身邊的一個男子，說道：“你先來吧。”
“是——”
此人姓吳，原來是賈似道的一個幕僚，實際上一直在替賈似道掌控著宋國最大的一支密諜隊伍。
宋國的密諜體系，有專門為皇帝負責、監視內外大臣行蹤、刺探平民動向的皇城司；有地方州軍設立的“機宜司”；也有隸屬于樞密院的“機速房”。
除了皇城司之外，機宜司與機速房，更多是一個情報的匯總機構。而每一任樞密使都有權在皇城司的配合下，另外組建自己的情報收集機構。賈似道憑著理宗對他的信任，加上一直對于北地的經營，他手上的密諜體系可以算是宋室南遷之后，最為強大的一支隊伍。
這支隊伍在理宗去世，賈似道暫離朝堂時，還沒有人有資格能讓他交出來。賈似道兵敗丁家洲被貶之后，還沒等他進行交接，宋室卻已經投降了。
好在賈似道在這支密諜身上，花費了無數的精力，這些人也爭氣，并沒有隨著宋氏皇族降元。如今反而便宜了權國。
在賈似道的授意之下，這些人全部成為了陳耀的手下。
吳某又沉吟了片刻后，說道：“忽必烈為了斂財，已經不擇手段，甚至不惜押上了元國官府的聲譽。半年時間，元國的財政是不可能有好轉的機會，到時要么忽必烈會另外想辦法用更狠的手段斂財，要么他只能再狂刮一層地皮，而后……”
“溜？”
“是的。”吳某點了點頭，說道：“這是我個人的判斷。之前，咱們都已經分析過，忽必烈會將云南當作他最后撤離的目的地。而最近一陣，元軍對于湖南與潭州不顧一切的攻擊，也證明了咱們的分析。如此，忽必烈放棄臨安，放棄中統鈔與正元鈔的使用，不顧一切的斂財行為，這些都可以得到合理解釋了。”
任一個國家，無論在謀奪天下之時，或是在立國之后，對于財賦的索求都是永無止境的。得到的越多，便會奢求的越多。這是權力賦予統治者的一種欲望本能。
明君與暴君的區別在于，前者會細水長流、以修養生息的方式努力培養更多的稅源；后者則直接殺雞取卵、涸澤而漁。
忽必烈以這種近乎貪婪的手段掠奪臨安百姓的財富，顯然是又一次感覺到了元國面臨的危機。這不是戰場上可能的潰敗，也不是民心與人心的向背，而是整個經濟體系可能出現的崩塌。
一如元國在北方時的遭遇。
忽必烈根本就沒有任何的信心，在經濟財賦領域與權國展開直接的對抗。當年擁有中原之地，尚敵不過窩居東北的權國。如今偏安江南，面對著已經占據了整個中原，囊括漠北、西北、高麗之地，擁有所有海域的權國，更是未戰先怯。
長江航道的失守，讓元國至少在半年之內，得不到荊湖北路的任何支持。軍隊倒也罷了，哪怕只剩下一半的元軍，在數量上也不少于權國軍隊。但是好不容易建成穩定的糧食基地，卻無法對江南的元軍提供任何的幫助。
戰場上的正面對抗，元軍絕不弱于權國軍隊。但是后勤糧草方面，軍隊數量越多，只會讓元國死得越快。
“元國與權國的和談雖然沒有任何進展，但是一直未曾斷絕。潭州之戰后，元國在表面上奪得荊湖南路大半的控制權，但是在談判條件上，反而越放越寬。這說明，他們是有放棄一些東西的準備。”吳某接著說道。
“確實這樣，近期元國軍隊的調動上，也隱隱有這趨勢。浙南的軍隊從攻變守，不僅放棄了對福建的攻略，甚至對于游蕩在浙閩附近的一些殘余宋兵，也不再追擊。主力已經開始往浙西轉移。
江西李恒部也不再跟文天祥玩游擊戰，主動脫離贛南戰場，駐守在羅霄山。看這情況，應該是隨時準備進入荊湖南路。”
陳耀搓著下額的寸長胡茬，微微點頭。
看來，前一陣子在嘉禾嶼制定的軍略，如今發揮出一定的效果。以勢逼人，而不是聚兵于臨安城下與元軍擺開架式進行直接的決斗，這樣才符合權國的最大利益。
長江航道已封，海域早就在權國海軍手中，福建被占，如此便已形成對臨安三面包圍之勢。攻打潭州救下潭州守軍，隨即放棄湖南，以此形成圍三闕一之勢。
哪怕忽必烈不愿意，他手下的文臣武將，也必然會生出退守湖南的想法與欲望。堅守臨安的決心，便會在無形之中慢慢消彌殆盡。
尤其是在對臨安百姓極盡盤剝之后，元軍更不敢依托臨安來對抗權國軍隊了，那無異于將自己置身于火藥桶之上。
“元國官府搜刮財物，除了糧草，還有各種鐵制物品。這段時間，以禁止私藏軍械為由，將臨安以及周邊州府百姓家中的刀具收繳一空，甚至連家里用的菜刀都不放過。這些刀具被集中后全部回爐打制成兵器。
同時，元國官府還動用了府庫之中大量的金、銀，收購民間鐵器，包括農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