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歷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萬歷帝病死。
太子朱常洛繼位,改年號為泰昌,史稱泰昌帝。八月初一日,泰昌帝在登基大典上,“玉履安和”,“沖粹無病容”,就是行走、儀態正常,沒有疾病的癥象。
泰昌帝在萬歷四十八年七月二十二日和二十四日,各發銀100萬兩犒勞遼東等處邊防將士,罷免礦稅、榷稅,撤回礦稅使,增補閣臣,運轉中樞,“朝野感動”。
本來泰昌帝以為新君繼位,會有一番作為,不想登基大典后僅十天,也就是八月初十日,泰昌帝就一病不起。
第二天的萬壽節,也取消了慶典。
內閣首輔方從哲是以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的資格入閣的,他在萬歷朝擔任了七年首輔,很能處理君臣間的關系。萬歷皇帝對于方從哲替他草詔的各項諭旨,幾乎沒有受到過駁斥,那是由于方從哲設法結交了萬歷最寵愛的妃子鄭貴妃的緣故。
方從哲剛來到朝房,內廷就送來了一道緊急公函。原來是泰昌帝有病亂投醫,昨天竟擅自斥退太醫院醫官,而請內侍崔文升給他看病。崔文升開了一個方子,皇帝吃后大瀉不止,一夜之間如廁三四十次,現已昏迷不醒,急請內閣處置。
當方從哲帶著閣臣們趕到太和門時,內廷已經亂成了一團,皇帝昏迷不醒,太醫們束手無策。
天近中午了,幾位御醫才從宮中出來。領班的御醫已經七十多歲了,平日與方從哲交往很深,一見面就壓低了聲音說:“上頭的病不妙。”
方從哲有些疑惑:“剛剛四十出頭,怎會病成這個樣子。”
老太醫搖了搖頭:“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皇上精損過重,所以太醫們一向使用固精建中之類的藥物。這類藥物本是慢工,豈能神仙一把抓?皇上埋怨服之無效,而濫用瀉藥,以致我們數月調治之功毀于一旦。”
方從哲脫口問道:“莫非不好辦了?”
老太醫嘆了口氣說:“如果不再亂用庸醫,只以充血生精之藥調理,還是有望的,只怕……”
方從哲趕緊說:“我當進宮勸諫,請皇上按太醫院的醫案調養。”
送走老太醫,已經過了午時,方從哲匆匆用了一點午餐,正準備寫勸諫皇帝相信太醫院的札子,卻聽到太和門里一迭聲的傳呼:“皇上急召首輔入宮。”
方從哲又火速進了乾清宮。
泰昌帝伸出有些顫抖的手握住方從哲,說:“朕這幾日頭目眩暈,身體軟弱,不能臨朝,一切大事都煩先生操勞了。”
方從哲趕緊道:“萬歲天恩浩蕩,從哲敢不竭盡全力報效國家?”
泰昌帝說:“朝中政事先生可代朕朱批,太子生性懦弱,也望先生扶持,后宮妻妾尚未來得及冊封,先生可依舊例擬定名分。”
這幾句話無疑是交代后事了,方從哲忙安慰說:“萬歲春秋正富,偶染小疾,原無大礙,望安心調養,千萬不要誤信流言,作踐龍體。”
泰昌帝搖了搖頭突然問道:“壽宮可曾齊備?”
方從哲感到十分為難,思索了一陣才說:“萬歲放心,大行皇帝已安葬完畢,天壽山地宮于前天開始復土……”
沒等他說完,泰昌帝打斷說:“朕問的是朕之壽宮。”
方從哲慌忙顫聲勸道:“太醫院御醫已稟報,萬歲目前不過是體質虛弱而已,哪里會有天崩地裂的事?”
泰昌帝厭煩地說:“太醫院一幫庸醫,朕信不過。”
方從哲說道:“萬歲若信不過太醫院,臣當傳檄天下,廣召名醫。”
聽到廣召名醫幾個字,泰昌帝就問:“聽說鴻臚寺有官員來進藥,如今為何還不送來?”
方從哲說:“鴻臚寺丞李可灼曾上本說他有仙方可治萬歲病癥,但臣與內閣諸臣計議,以為不可輕信,所以已將李可灼斥退了。”
泰昌帝面露嗔色:“太醫無用,仙方又不可信,難道叫朕束手待斃?”
方從哲嚇得連連叩頭說:“微臣怎敢?只是李可灼之言實不可信,皇上三思。”
泰昌帝揮了一下手說:“你傳旨下去,朕要試試這個仙方。”
方從哲知道,從萬歷帝的爺爺嘉靖帝起,就信奉道教,求煉長生不老的仙丹,這股風氣由來已久。看來泰昌帝也迷信“仙方”,只好推托道:“待臣與六部九卿商議后,再來稟明皇上。”
泰昌帝揮了揮手,示意方從哲不要再說。
方從哲匆匆退了出去。
接連三天,后宮里不斷來人催問:“李可灼的仙丹是否送來了。”
方從哲只是推托,到了第三天下午,皇帝的親隨太監來到體仁閣,說皇上降旨,著李可灼速帶仙丹進宮。方從哲無奈,只得與閣臣韓爌議定,由他二人陪同鴻臚寺丞李可灼帶所進之藥進宮見機行事。
鴻臚寺丞李可灼是個五十開外的老人,他舉止飄逸,確有點道骨仙風。所進的“仙丹”盛在一個十分古樸的錦匣內。據李可灼講:此仙丹乃是他年輕時在峨眉山采藥時得遇一位仙長所贈,所用藥料均采自神府仙境,能治百病。
泰昌帝顯得比前幾天更消瘦了,體質虛弱。但他的神志十分清楚,見方從哲進來就問:“仙丹可曾帶來?”
方從哲跪著奏道:“李可灼已攜仙藥進宮,究竟能否治病,臣尚不敢妄言,請皇上明斷。”
這時,李可灼也捧著“仙丹”跪在后面。泰昌帝示意把藥呈上來。李可灼見周圍大臣有疑慮神色,先自服一丸,大臣們方才放心。
而泰昌帝一見仙藥,于是命人取水來,急匆匆地把藥吞下去了。
過了會兒,泰昌帝睜開雙眼,坐了起來,好像一下子健康了許多,臉上露出了笑容,連夸:“果然是仙藥,仙藥!”又稱贊道:“李可灼是個大忠臣。”說罷探出身來叫道:“李可灼!”李可灼伏地輕應:“微臣在。”
泰昌帝說:“朕服仙丹果然奏效,請你明天再進一丸來,大概就可痊愈了。”
李可灼答道:“臣家中尚有一丸仙丹,但仙長曾指點過,需在第一丸后三天再進第二丸,臣當于三天后再獻靈藥。”
泰昌帝說:“朕病好后,一定給你加官晉爵。”
自吃了李可灼的“仙丹”后,泰昌帝的病好似一下子被驅走了一半。
兩天來,他除了時常坐在龍案前養神外,居然還有兩次走出了殿門。誰知當夜競暴卒。
方從哲想來想去,覺得只有利用擬遺詔的機會,申明服用紅丸是皇帝自己的意見,把責任一股腦推到大行皇帝身上才算上策。
果不出方從哲所料,泰昌帝的暴卒引起了整個朝廷的注意,要追查皇帝死因的奏折兩天之內就達數百件。其中有的奏本已經公開指出,給泰昌帝服瀉藥的內侍崔文升,最初曾在鄭貴妃屬下任職,后來才由鄭貴妃轉薦給泰昌帝。崔文升竟敢用瀉藥摧殘先皇,其背后必有人指使。
于是方從哲迫不及待地征得了閣臣同意,頒布了由他親筆起草的遺詔。遺詔中以大行皇帝的口吻夸獎李可灼,并詔賜銀幣。遺詔一下,群情鼎沸,朝臣們都知道遺詔出自首輔之手,無形中更把方從哲與紅丸案緊密聯系在一起了。
十月中旬,追查“紅丸案”的呼聲達到最高潮,禮部尚書孫慎行和左都御史鄒元標上了兩道令人矚目的奏疏,孫慎行指出:“從哲縱無弒君之心,卻有弒君之罪。欲辭弒之名,難免弒之實。”這給追查“紅丸案”元兇定了基調。
方從哲思來想去,他寫了一道很長的奏本,一面仔細為自己辯解,一面十分誠懇地提出了退隱的要求。
方從哲奏本遞上去不到十天,天啟皇帝的批準諭旨就下來了。十一月初,這位執政八年的老臣,離開了京城。
泰昌帝的猝逝,使得御史鄭宗周、南京太常寺少卿曹珍等指此一事件與多年前的“梃擊案”出于同一“奸謀”,即有人必置光宗其人于死地;刑部主事王之采更直指光宗之死與鄭氏、光宗寵妃李氏等陰謀奪權有關。
朝臣之爭 泰昌帝繼位一個月即駕崩,加之朝廷內黨派紛爭激烈,使得關于此案的議論甚囂塵上,并且多少帶著東林黨借機伐異的意味。
這些議論圍繞著泰昌帝的死因展開,方從哲、李可灼、崔文升等皆成為眾矢之的。
吏部尚書張問達、戶部尚書汪應蛟、禮部尚書孫慎行、左都御史鄒元標,以及眾多言官紛紛彈劾崔、李二人用藥、進藥錯誤之罪。
其中御史王安舜認為:“先帝之脈雄壯浮大,此三焦火動,面唇紫赤,滿面升火,食粥煩躁。此滿腹火結,宜清不宜助明矣。紅鉛乃婦人經水,陰中之陽,純火之精也,而以投于虛火燥熱之疹,幾何不速亡逝乎!”
由于泰昌帝是服下紅丸后死的,而首輔方從哲卻在泰昌帝死去的當天,擬遺旨賞了進獻紅丸的李可灼,引起了一些人的懷疑,御史王安彈劾方從哲“輕薦狂醫”,“又賞之以自掩”。
御史郭如楚彈劾方從哲不應該賞賜進藥的李可灼。
方從哲在眾人攻擊下,擬太子令旨,罰了可灼一年的奉祿。
十月,禮部尚書孫慎行和左都御史鄒元標上了兩道令人矚目的奏疏,孫慎行指出:“從哲縱無弒君之心,卻有弒君之罪。欲辭弒之名,難免弒之實。”方從哲上奏辯解并請辭,于11月初卸任離京陰謀加害 御史鄭宗周、南京太常寺少卿曹珍等指此一事件與多年前的“梃擊案”出于同一“奸謀”,即有人必置泰昌帝其人于死地;刑部主事王之采更直指光宗之死與鄭氏、光宗寵妃李氏等陰謀奪權有關。
最終判罰 方從哲離京后,還是無法脫凈干系,要求嚴查紅丸案的奏折不斷。
一天,天啟帝收到了方從哲從老家寄來的奏疏,疏中說:自己年老愚昧,未能阻止庸官進藥,罪不容誅。為表示謝罪,愿乞削去官階,以耄耋之身遠流邊疆,以平朝臣之怨。果然,許多大臣為他開脫,天啟帝亦被方從哲的誠懇打動,但苦于真相未明,一時難以決斷。
這時,一直緘默無言的閣臣韓爌終于站出來說話了。他把當時目睹的一切事實都詳細地說清楚了。特別是方從哲當時左右為難的情景,被描繪得十分具體。最后,韓爌提出,“紅丸”一案糾纏了一年多,但真正置先皇于死地的崔文升和李可灼到現在也沒有處置,這兩人雖然亂用藥物,但也確實是奉旨進藥,可以適當懲處,紅丸一案則不宜繼續深究。
韓爌在萬歷年間就是個有名的老成之臣,居官十余年處事公正,很受群臣景仰,入閣后又一直陪伴方從哲料理進紅丸之事,說出的話是可信的。所以他的奏折報上后,很快地使一場風波平息了下來。
不久,天啟帝下旨問崔、李二人罪。1622年(天啟二年),明廷將崔文升發遣南京,李可灼遣戍邊疆。“紅丸”一案由于各派的爭斗總算草草了解,但其中的疑點并沒有弄清楚。
后人為此曾進行過一系列的考證和爭論,但最后也都沒有結果。泰昌帝的死是否與紅丸有關依然是一個千古之謎。
案件余波 天啟年間,宦官魏忠賢當權,他要為“紅丸案”翻案。于是,聲討方從哲的禮部尚書孫慎行被開除了官籍,奪去所有官階封號,定了流戍。
抨擊崔文升的東林黨人也受了追罰,高攀龍投池而死。崇禎年間,懲辦了魏忠賢,又將此案翻了回來。
崇禎帝死后,南明王朝又一次以此為題材挑起黨爭,直到明王朝徹底滅亡。
關于泰昌帝的死因,有人說是服紅丸而死,也有人說與紅丸無關;有人說舊病未愈,有人說是勞累所致;有人說是惑于女寵,是鄭貴妃有意加害;有人說是用藥差誤。有的大臣因李可灼進紅丸功,議“賞錢”;有的大臣以“李可灼罪不容誅”,議“罰俸一年”;有的大臣以“可灼非醫官,且非知藥知脈者”議上,將其遣戍;直到天啟五年(1625年),魏忠賢上三朝要典,遂免可灼遣戍。李可灼這個案子,一直爭吵了八年,成為天啟朝黨爭的題目之一。
紅丸到底是什么,這也是一個引起爭議的問題。有人認為,李可灼進的“紅色丸藥”就是紅鉛丸,是普普通通的春藥。
春藥屬于熱藥,皇帝陰寒大泄,以火制水,是對癥下藥。李可灼把春藥當補藥進上,只是想步陶仲文后塵而已,只不過他時運不佳……有人認為,那紅色丸藥是道家所煉金丹。用救命金丹來對付垂危病人,治活了則名利雙收,死了算是病重難救,李可灼很可能是這樣想這樣做的。
三百余年來,史學家設想了種種答案,但沒有一種令人信服,因此紅丸一案成了千古之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