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集團駐華盛頓辦事處頂層的戰略會議室。
里高揚的首席政治顧問邁克爾·哈珀，一個在K街深耕三十年的傳奇說客，正用激光筆指著墻上的關系圖譜。
“聽好了，先生們。”哈珀的聲音洪亮而有力，他的西裝外套隨意搭在椅背上，襯衫袖子卷到手肘，“FDA這棟大樓里有七個關鍵人物能決定K療法的命運，其中三個與我們已經有二十年以上的交情，但這次不一樣……”
激光紅點停在圖譜中心的幾個名字上。
“生物制品評估與研究中心（CBER）的新任主任埃琳娜·沃森，是奧巴馬時期留下的技術官僚，她只認數據。藥品審評與研究中心（CDER）的副主任羅伯特·陳，華人二代，對來自中國的技術既敏感又謹慎。”哈珀頓了頓，“最棘手的是，FDA局長辦公室的特別顧問，戴維·米勒。他是參議院多數黨領袖的老同學，傳統醫藥利益的堅定捍衛者。”
會議室長桌旁，BG集團的政府事務團隊、法律顧問、科學事務總監表情凝重。
“米勒已經放出風聲，”哈珀繼續道，調出一份加密郵件的摘要投影，“他認為K療法的審批需要格外謹慎，因為無法排除技術轉讓導致國家安全風險的可能性’。”
“荒唐！”BG新任首席科學官詹姆斯·威爾遜博士忍不住拍桌，“這是純粹的醫療技術！楊平教授的所有論文都發表在公開期刊上，經得起任何檢驗。”
“博士，這里是華盛頓。”哈珀冷靜地打斷他，“國家安全四個字可以壓垮任何科學論證，我們需要的是策略，不是憤怒。”
里高揚的影像出現在側面的屏幕上。他看起來比發布會上更加憔悴，但眼神中的求生欲望顯得更加強烈。
“哈珀，”里高揚的聲音通過揚聲器傳出，有些沙啞，“我需要一個時間表，最樂觀的情況下，臨床試驗許可需要多久？”
哈珀沉默了幾秒：“常規路徑下，針對突破性療法，FDA的平均審評時間是6到8個月，但如果有政治阻力，可能會拖到一年以上，甚至更久。”
屏幕上的里高揚閉上眼睛。
一年？他的主診醫生約翰內森私下告訴他，按照目前腫瘤的浸潤速度，他可能只有9到12個月。
“我們沒有一年。”里高揚重新睜開眼睛時，帶著孤注一擲的決絕，“啟動B計劃。”
“B計劃的風險很大，”哈珀警告道，“繞過標準審評通道，通過‘擴大同情使用’和‘特別緊急使用授權’的路徑，需要白宮級別的政治背書。這會讓我們欠下巨大的人情，也會徹底激怒FDA的技術官僚體系。”
“我的命等不起官僚體系。”里高揚斬釘截鐵，“聯系我們在參議院的盟友，啟動《突破性醫療技術緊急使用法案》的立法推動程序。同時，向白宮科技政策辦公室提交特別申請，要求將K療法列為‘國家安全相關醫療緊急需求’。”
會議室里一片寂靜。所有人都明白這意味著什么，這是將個人醫療需求綁上了國家戰略的戰車。
但是里高揚及他的家族有這個實力，這樣做的前提條件是他的家族支持他，很顯然現在他的家族不惜一切代價支持他。
“這會讓BG集團未來十年都深陷政治漩渦。”法律顧問低聲提醒。
“如果沒有未來，漩渦又算什么？”里高揚的影像消失了。
哈珀深吸一口氣，轉向團隊：“好吧，先生們女士們，打起精神，我們需要在一周內完成三件事：第一，組織一場有諾貝爾獎得主站臺的學術聽證會，向科學界證明K療法的價值；第二，聯絡患者權益組織，制造公眾輿論壓力；第三，也是最重要的……”
他調出一份名單，上面是二十多個參議員和眾議員的名字。
“啟動‘醫療希望行動’，我們要讓至少十五位議員公開表態支持加快審批。記住，重點不是共和黨或民主黨，而是那些家中有重病患者、或者選區內有大型醫療中心的議員。”
游說機器全速開動。
BG集團的直升機頻繁往返于華盛頓、紐約和波士頓之間，將頂尖的神經腫瘤學家、生物倫理學家、甚至前FDA官員接來參加閉門簡報會。
與此同時，一場精心策劃的媒體戰役同步展開——《華爾街日報》刊登了資深醫學記者的深度報道，《新英格蘭醫學雜志》罕見地發表社論呼吁“基于科學而非地緣政治的審評”，CNN則播出了一檔名為《等待的代價》的專題節目，采訪了數位無法獲得實驗性療法的晚期患者。
此時的里高揚躺在紐約長老會醫院的VIP病房里，通過加密線路與各方保持聯系，他的頭痛頭暈越來越明顯，但眼神卻越來越亮。
“父親，這樣做值得嗎？”他問他的父親，“我們正在把整個家族拖入政治泥潭。”
老里高揚坐在病床邊，眼中充滿憂慮，他握住兒子的手，力道大得驚人：“孩子，沒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家族是一個又一個鮮活的個體組成，我們不會放棄其中任何一個。從兩百多年前我們的先祖踏上這片土地開始，我們每個人為什么孜孜奮斗獲得今天的成就，目的就是讓我們及后代更自由，更幸福，有更多的選擇，現在你的生與死之間矗立著一堵高墻，我們有能力砸開它，不僅是為我們自己，也是為所有被‘流程’和‘時間’判處死刑的人。”
“可是，我擔心時間……”里高揚嘆氣。
老里高揚搖搖頭：“放心吧，哈珀會為你爭取時間，金錢雖然不能解決所有問題，但是可以解決絕大多數問題，包括為你爭取時間。”
在華盛頓聽證會籌備的同時，銳行集團總部迎來了史上最高規格的國際醫藥代表團。
他們組成聯盟，包下了南都國際會議中心整整一層樓，帶來的隨行人員超過百人，包括技術專家、法律顧問、市場分析師和翻譯團隊。
會議安排在銳行總部最大的環形會議室。長桌兩側，陣營分明：一側是黃佳才帶領的銳行核心團隊，不過十余人；另一側則是浩浩蕩蕩的聯合代表團，按照區域和公司分坐，無形中形成了一種壓迫性的氣勢。
“黃先生，”作為聯合代表團推舉的發言人，德國一家醫藥巨頭CEO弗里德里希·施耐德率先開口，他的英語帶著嚴謹的德國口音，“感謝您撥冗會見，我們代表全球醫藥行業的主要參與者，就K療法與X2技術的全球合作事宜，希望與銳行進行建設性對話。”
黃佳才微微頷首，深灰色西裝一絲不茍：“歡迎各位來到中國南都，銳行始終對建設性對話持開放態度。”
“那我們直入主題。”美國另一醫藥巨頭的馬克·湯普森接過話頭，美式直接風格顯露無疑，“我們六家公司經過初步協商，形成了一個聯合提案。”
一份精裝提案冊被推到黃佳才面前，厚達五百頁。封面上燙金字體寫著：“關于建立K療法及X2技術全球商業化聯盟的聯合框架協議”。
黃佳才沒有立即翻開，而是看著在座的各位代表：“在討論具體條款前，我想確認一個前提：各位是否都閱讀并理解了我方之前發出的‘普惠性全球框架’原則聲明？”
會議室里出現了短暫的微妙沉默。施耐德清了清嗓子：“我們研究過那份文件。雖然其中一些理念很有啟發性，但在商業實踐中，可能需要更靈活的處理方式。”
“比如？”黃佳才問。
“比如階梯定價。”法國醫藥巨頭的皮埃爾·杜邦接過話，“黃先生，我們理解您希望惠及低收入患者的初衷。但醫藥研發需要巨額投入，如果沒有合理的回報預期，整個創新體系將難以為繼。我們的聯合提案提出了一種更可持續的模式：在發達國家實行市場定價，將部分利潤注入專項基金，用于補貼發展中國家的患者。”
“比例是多少？”黃佳才問得很細。
“初步建議是發達國家利潤的1015。”
黃佳才輕輕搖頭：“根據我們的測算，要真正實現全球可及性，需要至少30的利潤再分配。而且我注意到您的方案中，發達國家的定義很寬泛，包括了一些人均GDP超過兩萬美元但醫療體系薄弱的國家。”
日本醫藥巨頭的佐藤健一此時開口，語氣溫和但立場堅定：“黃先生，醫藥合作不僅僅是定價問題。我們六家公司各自擁有獨特的優勢：在歐洲的渠道網絡，在美洲的市場掌控力，在亞洲的生產與工藝優化能力，在新興市場的布局。如果銳行與我們整體合作，可以在最短時間內，將K療法及X2推向全球每一個角落。”
“整體合作的具體含義是？”黃佳才追問。
施耐德身體前傾：“我們提議成立‘K療法全球聯盟’，銳行作為技術提供方占股30，我們六家公司共同占股70，負責全球商業化。聯盟董事會由七方代表組成，重大決策需要五票以上同意。”
會議室里安靜下來，所有人都看著黃佳才。這是一個精心設計的方案，既承認了銳行的技術主導地位，又通過股權結構和投票機制確保了傳統巨頭的集體控制權。更重要的是，它將六家公司捆綁在一起，形成了對銳行的統一陣線。
黃佳才沉默了片刻，看了看面前那份方案的封面，然后抬起頭，目光平靜地掃過在座的每一位代表。
“感謝各位的誠意，”他的聲音不高，但每個字都清晰可辨，“但這個方案，銳行不能接受。”
會議室里的空氣驟然凝固。
“為什么？”湯普森忍不住問，“這已經是極大的讓步，正常情況下，技術授權方最多只能拿到1520的分成！”
黃佳才沒有直接回答，而是轉向自己的助理：“黃秘書，請把我們準備好的資料發給大家。”
一份份更薄的文件被分發到每位代表面前。封面上寫著：“K療法與X2技術全球推廣路線圖（普惠框架執行版）”。
“在拒絕之前，我先解釋一下銳行的方案。”黃佳才打開文件，“首先，關于合作架構：我們不會與任何公司或聯合體簽署排他性協議。相反，我們將建立開放式合作伙伴計劃，任何符合資質的企業都可以申請加入。”
代表們開始交頭接耳。
“其次，關于商業化：銳行將成立全資子公司‘全球健康解決方案公司’（GHS），負責K療法與X2技術的全球授權管理。合作伙伴可以通過GHS獲得區域或領域授權，但所有授權協議都必須遵守統一的普惠框架條款。”
“第三，關于定價與可及性：我們將建立透明的全球定價數據庫，所有授權價格和患者實際支付價格都將公開。同時，與世界衛生組織、全球基金等機構合作，建立專項救助機制，確保低收入患者不會被排除在外。”
黃佳才頓了頓，目光變得銳利：“第四，也是最重要的——技術控制權，K療法與X2技術的核心知識產權、生產工藝標準、治療質量控制，將完全由銳行掌控。合作伙伴可以參與推廣、分銷和本地化適配，但不能介入核心技術環節。”
“這不公平！”一個代表忍不住說，“這意味著我們承擔市場風險，卻沒有核心技術掌控權。”
“但你們獲得了接入下一代治療技術的機會。”黃佳才平靜回應，“根據我們的評估，如果K療法全面推廣，未來五年內，傳統腫瘤治療藥物的市場份額將萎縮30以上。不合作，意味著被淘汰；合作，意味著轉型。”
他環視一周：“我知道各位習慣于掌控全局，但這次不一樣。這不是在既有市場格局中的份額爭奪，而是醫療模式的根本性變革。在變革面前，沒有人能維持原有的控制權。”
施耐德臉色鐵青：“黃先生，您是否意識到，如果我們六家公司聯合抵制，K療法在歐美市場的推廣將舉步維艱？沒有我們的渠道、沒有我們的醫保談判能力、沒有我們的醫生教育體系，再好的技術也難以落地。”
“我意識到了。”黃佳才點頭，“但我也意識到另一點：如果銳行今天讓步，接受了聯合控制方案，那么這項技術最終還是會變成少數人享用的奢侈品。這不是楊平教授研發它的初衷，也不是銳行推廣它的目的。同時我告訴諸位，世界很大，有實力的合作伙伴可不止你們一家。”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背對著代表團：“各位，我想分享一個數據：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統計，全球每年有超過30萬人死于惡性腦瘤，其中70在發展中國家。他們中的大多數，終其一生都無法獲得在座任何一家公司的最新產品。注意，這僅僅是腦瘤。整個全球腫瘤的數據，想必你們已經很清楚。”
黃佳才轉過身，目光如炬：“K療法也許不能拯救所有人，但如果因為它而讓醫療公平向前推進哪怕一小步，那就是值得的。這就是普惠框架不可妥協的原因。”
會議室里陷入長久的沉默。
聯合代表團的陣線第一次出現了裂痕——日本代表佐藤若有所思，德國代表施耐德眉頭緊鎖，美國代表湯普森表情憤怒但眼神閃爍。
“我們需要時間討論。”施耐德最終說。
“當然。”黃佳才點頭，“但我必須提醒各位：普惠框架的合作伙伴招募，將在兩周后正式啟動。屆時，我們將公布首批授權標準和評估流程，所有申請者將一視同仁。”
會議暫停，聯合代表團退到隔壁房間進行緊急磋商。
隔壁房間的門一關上，壓抑的爭執就爆發了。
請：m.yetianlian.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