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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 天災與人禍孰重?

第二十二章天災與孰重  “朝廷不管小民出什么意外,賦稅一定要送到的,一旦送不到,就要賠償。”于謙說道:“這也是朝廷正理,只是人有旦夕禍福,在路上遇見水火盜賊,一旦有失,這些賦稅丟失,尋常百姓家如何賠償?”于謙說道:“朝廷雖然三令五申,要求免除配納,但是地方官如果丟失賦稅,他自己也要承擔責任的。自然不敢承擔。”

  “于是明面上沒有,但是暗地里,卻變本加厲。”

  “傾家蕩產,不足以納陪,自尋短見者有之,但是更多的卻是百姓流亡,不敢在家里停留。”

  “只是人丁逃離,地方官不敢報,人雖然走,稅負不能走,都分攤到各里頭上,于是乎百姓的負擔,越加沉重。情況就越發危機。”

  “臣詳細問過今村安撫的十萬戶百姓,或多或少,都有這樣的原因,再加水旱蝗災,不得已才背井離鄉討生活了。”

  曹鼐聽了,忍不住說道:“還有一件事情,臣本不該言,但不得不言之,就是徭役,按太祖所制之法,編有魚鱗冊,當十年役一年,但是太宗年間,大工頻興,歲無空役,直隸百姓頻頻上京勞作,哪里還有心思務農,百姓不勝重役,乃有唐賽兒之事。至于運河過境,更是有萬般苦楚,百姓都要去岸上拉纖。日夜不停。”

  “有千萬不忍言,不忍視之。”

  “唯陛下登基以來,罷諸般事務,廢一切大工,與民休息,百姓方得喘息之機,卻不想災荒連連,臣,臣,臣”

  曹鼐說了三個“臣,”卻說不下去了。

  朱祁鎮頓時有些臉紅,因為他知道,這不是的政策,這是太皇太后一力堅持的。

  這個時候,朱祁鎮才明白太皇太后他老人家是多么英明睿智。

  天下之大,無數事情。太皇太后的政策看似很拙笨,卻是抓住了主要矛盾,最少對北方來說,卻是如此。

  因為太宗年間很多事情,都是發生在北方,不管是五次北伐,還是營造北京城,還是疏通運河,大部分都是動用北方的人力物力。

  所以南方百姓多得安枕,北方百姓卻疲于奔命。

  朱祁鎮說道:“這些話,也唯有卿等才會告訴朕。”

  于謙與曹鼐,一個是久在北方當地方官,一個就是北方的人,但是與內閣其他人不一樣,三楊,胡濙都是南方人,張輔雖然是北方人,但是他家產數萬畝,多為賜田,不敢說與下情不通,有些事情到底是沒有切膚之痛。

  鼐說道:“陛下遠見千里之外,即便臣不敢言之,也會有人言之。”

  朱祁鎮說道:“那么,你們告訴朕,去歲水災,這些百姓之中,有多少是天災所致,多少是所致?”

  曹鼐一時間不敢說話了。這事情他不大清楚。于謙當仁不讓的說道:“臣已經細細詢問過了,其中有八分天災,兩分。”

  朱祁鎮心中暗道:“八分天災,兩分,這還算好的了。”朱祁鎮聽他們這說,忍不住想起后世北方大明鼎鼎的流寇,李自成,張獻忠。

  可見流寇起于北方,是不有深刻的政治經濟原因的。

  北方貧弱,災害不斷,反而將朝廷的大頭開支全部壓到北方之上,這種開支在國初雖有不得已之處,但是還算合理。

  畢竟要讓南方運輸糧食到九邊,所耗數倍于北方運輸糧食。

  但是這種沉重的負擔,壓制住了北方經濟的發展,而南方經濟崛起,又讓南方人在朝廷之上占據上風,政策上向南方傾斜。

  北方不堪忍受也算是必然。

  如果朱祁鎮之前想江南重賦的問題,還有一些同情江南百姓,但是此刻朱祁鎮決定江南重賦原則必須保持。

  絕對不能改變,不從江南挖肉,補北方的瘡,又從什么地方挖啊?

  只是北方這樣的情況,也不能持續下去。

  朱祁鎮說道:“于先生,曹卿,當今北方之事,當初何處下手,才能釜底抽薪?”

  于謙說道:“臣以為當將錢糧民間運輸,改為官運。”

  朱祁鎮說道:“有先例嗎?”

  于謙說道:“有,先平江侯就令漕糧兌運。”

  于謙所說的平江侯就是陳瑄。

  說起來陳瑄的一生,也是相當之精彩。

  他本是武官之子,跟隨藍玉征戰,卻沒有被藍玉案牽連,后被建文帝重用,總領水師抵御北軍,卻不想他投降了。于是太宗皇帝才能長驅直入,直奔南京城。

  他如果僅僅如此,也不過是兩面三刀之輩,不值得一贊。

  但是他在永樂年間,前后主持海漕與河漕,現在的運河體系就是陳瑄一造的。這一點讓人不得不欽佩。

  永樂年間第一治水之臣,就是陳瑄。

  只是可惜陳瑄已經在宣德八年去世了,否則而今局面,朱祁鎮決計不可能不去詢問陳瑄。

  朱祁鎮對兌糧法,還是有些了解的。兌糧法也不是完全的官運,漕糧的運輸,其實在唐代就有一個完整體系了。

之后不過  是在上面增增減減而已。

  其核心也就是集中運輸,降低成本。

  陳瑄覺得讓百姓運輸糧食到北京,太過不便,就令百姓運輸到江陰,然后有漕運接管,然運輸到京師來。

  說不上是完全的官運。

  但是只要有先例就行了。足夠讓朱祁鎮拿來當借口。

  朱祁鎮說道:“既然有先例,先生就可以看得辦,只是有些事情無須著急,因為急也是急不來的。”

  “一切都以渡過這個災年為要,等這一年過去了再說其他。”

  于謙說道:“臣明白。”

  人是互相影響的。

  于謙從正統元年到而今與朱祁鎮接觸最多,特別是朱祁鎮很多次微服出巡,都是帶著于謙。朱祁鎮心中所想與這個時代碰撞,所產生的強烈改革思想,也影響了于謙。

  于謙的思想與行動也變得大膽起來。

  但是于謙本心卻沒有變。他心中一切都是為百姓。

  因為如果真能做到官運,朝廷定然會增加負擔,甚至也要承擔這一路上來的耗損。這一增一減,國家賦稅大大減少。

  但是于謙與朱祁鎮都沒有說,于謙自然是想為百姓減少負擔,至于朱祁鎮心中卻是令有心思。

  對這一大筆財政缺口,心中已經有了預估。

  當然了,于謙的改革,真正在全國推行開來,非要數年不可。

  說這個也有一些太早了一些。

  朱祁鎮話題一轉,問道:“于先生現在是直隸巡撫,卻不知道直隸省的架子搭建的怎么樣了?”

  于謙聽了,說道:“陛下,臣讓陛下失望了,臣雖然設行轅于天津府之中,但是萬事紛亂,一時間都沒有理順,僅僅是徒以虛名而已。”

  朱祁鎮說道:“這哪里怪先生,是朕太急了一些。只是有些什么朕還想與先生叮囑一番。”

  于謙說道:“臣聆聽圣喻。”

  朱祁鎮說道:“先生不必如此,先前先生也說了不少,朕現在問一句,天下黃冊準嗎?”

  于謙一時間沉默了,雖然他不想說,但是依舊老老實實的說道:“不準,朝廷只有在永樂四年的黃冊還算是比較準的,其余的黃冊,都是填上以前的數字。略作加減而已,不過定額的總數卻是不變的。而直隸各地的黃冊尤其是有問題,因為水患猖獗,百姓田土每每被水淹沒,數年之內,變化多次,早已不是黃冊上的情形了。”

  “不知其田,不知其人,不知其產。”朱祁鎮說道:“朕何以治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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