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六六章相輔相成第五六六章相輔相成 包玉鋼同時感到，外資銀行歧視華人的一貫做法，很大程度上是華夏買辦人為造成的，他們既是中外商務交流的橋梁，又是兩者間的鴻溝——他們為的是維護既得利益和至尊地位。
在某些時候，華夏人歧視華夏人，更甚于洋人歧視華夏人。
桑達士負責在香港的借貸,在港商眼里，是個比大班還更有權勢的人物。眾港商莫不嫉羨包玉鋼，某些銀行買辦對他恨之入骨。
事實上，在很長一段時間，包玉鋼并未從桑達士手中借到一分錢。
1955年，初涉航運業的包玉鋼，購買了第一艘金安號舊船。桑達士未給四處碰壁、幾乎山窮水盡的包氏一分錢支持。
其后,包氏的船隊擴大到7艘舊船,將其中一艘押給匯豐,才從桑達士手中獲得小額貸款，作為流動資金。
桑達士很欣賞包氏低價長租的經營方式，也為環球航運公司的發展感到高興。他知道包玉鋼夢寐以求造新船，但他仍不打算成全包氏。
當時香港的銀行業有一條下成文的規矩，行中人稱之為“黑書”：請不要投資于航運業、航空業和電影業。這幾個行業風險極大。
1961年，桑達上與包玉鋼進行了一次歷史性會晤，這次會晤，把匯豐與環球都推向頂峰。
會晤地點在名叫“香港會”的西人俱樂部，兩人坐在藍廳臨窗雅座。包玉鋼開門見山：
“桑達士先生，我想向日本造船公司訂造一艘新船，排水量為七千二百噸，船價為一百萬美元。我已和日本一家航運公司談妥，船造好租給他們，期限為五年，第一年租金為七十五萬美元,我想向你借這個數。”
這使桑達士甚感為難。最后兩人敲定，如果包玉鋼能從日本銀行開到銀行信用證，桑達士就兌現借錢。
結果,包玉鋼開到別人都斷定開不到的LC，桑達士君子無戲言，終于打破“黑書”行規，借錢給包氏造船。
當然桑達士并非完全出于料定包氏開不到LC而貿然與包氏打賭。
當時世界航運業蓬勃發展，市道看好，擁有船只，猶如擁有一座海上金礦，高額的盈利足以抵消船只的風險。
包玉鋼的保守經營作風，與銀行業如出一轍，桑達士熟悉包氏，亦熟悉包氏的環球，所以，他敢與包氏打這個賭 事實上，“黑書”并不是一成而不可變的。匯豐與環球，聯破“黑書”中不可投資航運的禁忌。
其后，匯豐與國泰，又打破“黑書”中不可涉足航空業的先例——貸款購買價值更昂貴的大型波音噴氣客機。
董浩云指責的是事實,這正說明包玉鋼與匯豐的關系不一般。
香港作家冷夏、曉笛在其《世界船王——包玉鋼傳》中借用一句話，形容包玉鋼與桑達士以及匯豐的關系：
“桑達士的最大功績，是發掘了包玉鋼。包玉鋼的事業，是憑藉匯豐銀行發展起來的。桑達士令包玉鋼發達，包玉鋼令桑達士升級，令匯豐銀行跑贏渣打銀行。”
桑達士的另一大功績是，他打破了外資銀行不貸巨款給華商的陳規。
六七十年代，正是華商迅速崛起、英商徘回不前的時期。貸款資助華商，既成全了華商，又為匯豐帶來驚人的盈利，銀行與客戶，從來都是相依相存、互惠互利的。
1971年，沉弼就任匯豐銀行總經理，1986年沉弼卸去匯豐董事局主席一職，這一時期被稱為匯豐的沉弼時代。
匯豐銀行在沉弼手中獲得更驚人的發展，因此，有必要對沉弼的身世作一些簡介。
沉弼的英文名Midberg，“沉弼”是他來華工作取的中文名。沉弼1927年5月31日出生于英國，父親是英國中央銀行——英格蘭銀行職員。
1945年，沉弼18歲，剛從高中畢業。那時盟軍已獲得歐洲戰場的全勝，不過世界仍不太平，參軍是熱血青年的義勇行為。沉弼回憶道：
“那時，我們每一個人都充滿愛國精神。如果你提前志愿參軍，你就有選擇到什么軍隊服役的機會；如果拖延時間，在最后的時刻彼征入伍，你就完全沒有選擇的余地，可能被派遣到你最不愿意去的地方。”
沉弼在英國受了裝甲兵課程訓練，之后，他選擇了到印度服役。
印度是一個古老的國度，是吉卜賽人的發源地，是一片充滿神秘的地方。沉弼去時，正值印度民族獨立運動高漲之時，印度人民在圣雄甘地號召下，進行非暴力抗爭。
事實上，暴力活動不斷，局勢動蕩不安。英國人的至尊地位受到動搖，沉弼領略的軍營生活，并無大多的浪漫色彩。
沉弼分配在英國駐印第六長矛騎兵團，駐扎地點在與阿富汗交界的科哈特。
英軍騎兵中隊和錫克族騎兵分隊共同守衛。錫克族人更能吃苦，沉弼在科哈特，增長了在惡劣環境下生存的能力。
1947年，沉弼調往北非的利比亞，英國的皇家龍騎兵守衛軍，駐扎在瀕臨地中海的班加西。這是一個海港小城，城中有夜總會，是英軍官兵尋歡作樂的地方。
沉弼的嗜好是沙漠狩獵，沙漠中有一種黑背豹，擅長跑。
沉弼特意買了一匹阿拉伯馬，馬名叫烏爾蘭，烏爾蘭不是英國人眼里的駿馬，但適應沙漠的干燥氣候及灼熱的流沙。
沉弼常常單人匹馬，烈日曬得他像非洲人一樣黑。黑背豹很少遇到，沉弼常騎馬作橫穿大沙漠的冒險。
“我用18英鎊買下了那匹阿拉伯馬。6個月之后，我被調到別的地方去。我把那匹馬賣了，得回20英鎊，在6個月內獲利10％，很不錯。那是我平生第一筆成功的商業交易。”
1948年，沉弼退役回國，發現英國的一切都死氣沉沉。軍戎生活使沉弼的心變野了，他懷疑自己是否能安下心來上大學。于是他選擇了就業。
選擇什么職業，沉弼卻一片茫然，他父親是英格蘭銀行職員，但這對沉弼的抉擇及日后的發展影響都不大。吸引他作出抉擇的依然是東方。
“到遠東去？到遠東去！”英政府鼓動青年的口號，在二戰時沖澹了許多，依然魅力不減。
一天，沉弼在地鐵車站邂后軍營中的一位老友，兩人去咖啡店敘舊。沉弼說起他正在找職業，老友說，香港匯豐銀行正在倫敦招聘職員。
沉弼喜出望外，他一直向往古老而神秘的東方大國華夏。
他立即去匯豐銀行倫敦分行，馬上就被聘用了。見習期的月薪是二十英鎊，不算太低。
前不久，匯豐大廈尚未竣工，沉弼在香港英國海軍部中心的臨時大班辦公室，接見記者采訪時說：
“當時，這家銀行急需聘請人員，補充人手的不足。戰爭期間，這家銀行的人員損失10％以上，幸存下來的許多人員因年老而退休了。我前往應征，接見的情形比今天隨便得多。當時要我回答的問題，同我猜想今天要求職者回答的問題相比，簡單得多了。”
沉弼在另一場合又說：“當時他們沒有間我的學歷，按今天的要求，我是根本沒有資格進匯豐的。大概他們猜想像我這種年紀的年青人，不可能擁有牛津大學的文憑，也許是我參過軍，有比較豐富的人生經驗，所以他們未將我拒之門外吧。”
在格雷斯丘奇街的倫敦分行受訓6個月，沉弼登上一架飛往香港的水上飛機。
飛機白天飛行，晚上降落在航程中的城市。飛機共飛了5天，當時的感覺，認為快得令人難以想象。
飛機于1949年5月31日降落在啟德機場，正是他二十二周歲生日，真是驚人的巧合。
在機場，在沿途，處處可見內地來的戰爭“難民”。他們的衣著，大多還算體面，可神色，個個愁眉苦臉、驚惶且迷茫。
匯豐銀行的員工宿舍在山頂種植園道的英式洋房。
4個月后，沉弼被派往日本橫濱的匯豐分行。
當時，日本處于盟軍的占領，英國也是盟國之一，匯豐的英籍職員名正言順受到盟軍的優待，他們的物資供應均來自美國，并可免費乘坐火車，并進盟軍俱樂部享受奢侈生活。
日本人的處境使沉弼感到痛心，東京一片廢墟，糧食緊張，每一個西方人身后，都會跟隨一大群乞討的人群。
日本還有希望嗎？連“大上皇”都不是很有信心。
沉弼回憶道：“當時日本整個國家患了炮彈休克癥，毫無生氣，像一具死尸。”
橫濱分行幾乎沒什么業務可做，當時所有的外國銀行都不敢貸款給日本人，認為錢貸出，就像給患絕癥的人買幾片鎮痛劑，無濟干事。
韓戰爆發，日本經濟死灰復燃，出現奇跡。銀行加速運轉，如潤滑劑啟動日本經濟的巨輪。
沉弼在日本呆了4年，親眼目睹日本這個經濟巨人率先在東方站起。
“東方人并不愚蠢，他們在許多地方優于西方人。”這是沉弼在日本獲得的印象。
1956年，沉弼任出口部經理。1967年再次提升為會計部主任。
他先后兩次派在海外工作，回來都得到提拔。
與沉弼同一年進入匯豐，后來任匯豐副主席的鮑約翰回憶道：“匯豐是一家很看重能力的銀行，不像英國國內的銀行那么看重文憑。我與沉弼都是行武出身，點滴經驗都是實踐中摸索出的，戰后匯豐的發展很快，不斷擴充新人，像我們這批稍老的職員，只要干得好，
就有提拔的機遇。”
沉弼在進出口部從事押匯業務，他對香港的工業家如何從海外進口原料，加工后，又如何返銷海外市場了如指掌。
當時很多華人工業家，求助沉弼貸款給他們辦廠。對香港地區的投資，歸項目經理負責。
但對申請貸款人的信譽，沉弼的態度起關鍵作用。沉弼不像某些職員那樣，對華人待有偏見，他以在日本所見的事實，來說服同事對東方人修正看法。
在這點上，沉弼與項目經理桑達士頗為接近。后來桑達士升為匯豐大班，沉弼又與桑達士的后任緊密配合。
沉弼走訪了許多山寨工廠，結識了許多華人朋友，也支持了他們中的許多人。
手表、塑膠花、電筒、玩具、紡織、針織、成衣、假發，眾多的行業都有沉弼一手扶植起來的山寨工廠。
他們的產品行銷歐美市場，促使了香港經濟的起飛，使香港經濟由轉口貿易轉為工貿并舉。
沉弼扶植的工廠，成功的多，失敗的少。即使是血本無回，對一家大型銀行來說，山寨廠的投資微乎其微。因此，投資加工業這一項，為匯豐贏得巨額利潤。
有記者問沉弼升為匯豐大班的秘訣，沉粥說：“是我運氣好。”
誠然，一個人的巨大成功，運氣是很重要的，但沉弼獨具杰出銀行家的慧眼，不能下是其中的重要因素。
1971年，沉弼再次升任為匯豐銀行總經理；1972年他任常務董事；1973年沉弼升為副主席；1977年沉弼起擔任主席，成為匯豐銀行的大班。
這一年，沉弼正好五十歲，是西方銀行界最年輕的大班之一，也是杰出的銀行家之一。
沉弼大權在握，即對包玉鋼貸款采取收縮政策，漸漸斷奶。這迫使包玉鋼轉向日本銀行貸款，更迫使春風得意的包氏靜下來沉思。
世上任何事物，有盛必有衰。全球航運業發展過速，船只必會飽和過剩，這對船王級船東，不啻是一場災難。
包玉鋼急速剎車，棄舟登陸，逃避船災。在這點上，十足的銀行家沉弼，比曾是銀行家的包氏，似乎更沉穩冷靜。
沉弼斥巨資輔左包氏登陸，是因為匯豐與環球有太多的利害關系——一損俱損，一榮共榮。
“銀行不是政治機構，不是民族堡壘，更不是慈善團體，銀行就是銀行。”沉弼常常對思想激進的年輕下屬教誨道。
這也是沉弼可以在五十歲掌握匯豐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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