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完了第一題后，沈同和輕敲了三聲墻壁，便開始閉目養神了，因為他在等隔壁的親家趙鳴陽奮筆疾書。
相比于沈同和的清閑，趙鳴陽則是比較累了，因為他不僅要寫自己的七篇文章，他還要再幫沈同和構思七篇。
不過趙鳴陽也確實是個人才，待到日頭西斜，沈同和終于聽到了回聲，又是三聲，這是兩人之前約定好了的暗號。
貢院的號房極其狹窄，待日頭西斜進了樹梢后面，號房里已是昏暗一片，沈同和覺得時機到了，便高聲叫道要出恭。
號房盡頭的兩個巡考過來，幫其打開號房，領著他去了一旁的茅廁，方便歸來，那兩個巡考卻忘了給沈同和的號房上鎖。
沈同和往外探了探頭，進號房兩頭的軍士已被支走，立刻躡手躡腳的出了號房，十幾秒的時間，便又返回，手上卻多了幾張卷紙。
點燃蠟燭，不敢耽擱，沈同和便迅速抄寫起來。
待到三根蠟燭將要燃盡時，沈同和堪堪寫完，迅速將蠟燭吹滅，如前次一般又將趙鳴陽的答卷送回。
一切大功告成，等到后半夜時，一個巡考進來幫他鎖了號房，沈同和便徹底放下心來，開始想中榜后的情形。
其實這次也該著沈同和倒霉，那閱卷官也是糊涂，根本沒有看出他的第一篇答卷是抄襲之前會元的文章，畢竟過去二十多年了，閱卷官也未必記得。
但會元就是會元，那文章一出，便令閱卷官興奮不已，直接選為了本經第一，報了上去。
那副主考官禮部尚書吳道南估計也是個健忘癥患者，竟然也忘了萬歷二十三年會元湯賓尹的這篇大作，讀完之后也是深感欣慰，直接便定了此次會試的第一。
而作為本次會試主考的方從哲，本來就是個掛名的，每天忙的腳不沾地，對于報上來的名單，也只是草草溜了一遍便呈給了萬歷皇帝。
此時正值虎墩兔寇邊，萬歷皇帝的心思也沒放在這會試上面，畢竟稍后還有自己親自主持的殿試，會試名次什么的便也沒放在心上。
于是層層把關，層層疏漏，這篇明顯抄襲的文章便被定為了會元。
其實這也不全是百官疏忽的關系，那湯賓尹是萬歷二十三年的進士，萬歷三十五年的時候，便被罷了官，十年時間，朝堂上因為國本之爭，人員換了一茬又一茬，此時在朝堂上站班的人早就忘了湯賓尹是誰了。
而更為巧合的是，湯賓尹也是因為科場舞弊被罷的官。
萬歷三十五年會試，湯賓尹以翰林學士充任同考官，這科有一個叫韓敬的人是他的學生，在搜落卷的過程中，他便將此人又舉了出來。
這韓敬后來好死不死，竟然被萬歷點了狀元。
槍打出頭鳥，一石激起千層浪，因為這層師生關系，湯賓尹便被御史彈劾了，期間又牽扯黨爭的事，湯賓尹便只得辭官隱退。
韓敬更為悲催，既被萬歷點了狀元，應該也是極其有才之人，此次不中，以后也未必沒有機會，但世上沒有如果。
因為狀元是萬歷欽點的，沒人敢質疑皇帝的眼光，那韓敬倒也順利進入了翰林院。
不過百官沒法廢了韓敬這個狀元，但卻可以處處鄙視、排擠，韓敬有才，自也是要臉之人，不等人家彈劾，自己便辭官回家了。
至于湯賓尹和韓敬之間，有沒有串通作弊，此事便不為可知了。
但盧飏覺得，這韓敬估計是被湯賓尹好心辦了壞事，這湯賓尹也當是愛才心切，不過當時黨爭疊加國本之爭，稍微有些把柄，便會遭人彈劾。
盧飏前世見過坑爹的、坑兒子的、坑老公的，此時聽云仁忠談起十年前的科場舞弊事，頓覺韓敬可惜，竟然被自己的老師坑了。
再說回這次科場舞弊，一路綠燈，沈同和的會元便被張了出來，而他那親家也不含糊，竟中得會試第六名。
不過在張榜的第一日，沈同和便被落第的同鄉舉報了。
最了解你的人自然是你身邊的人，這沈同和平時啥樣，同鄉舉子最是清楚。
本來大家對他中舉便甚為不滿，但因為這些舉子也都中了，自己高興還來不及，便也沒人深究他的事。
不過此時便不一樣了，千里迢迢趕到京城來的同鄉中至少一多半沒中，正有氣沒地撒呢，此時見這平常半吊子貨的沈同和竟然中了會元，自是氣憤非常。
在弄了大便將沈同和榜上的名字涂抹了之后，接著便聚了一群落第的舉子去敲了登聞鼓。
登聞鼓制度始建于魏晉南北朝時期，不過發揚光大卻是在明朝。
明太祖朱元璋草民出身，最體民間疾苦，怕官吏貪腐欺民、官官相護、蒙蔽圣聽，便在宋朝敲登聞鼓鳴冤的基礎上，進一步將登聞鼓這一制度標準化。
不僅規定了負責登聞鼓的管事官員和奏報流程，連帶著何人、何事可敲登聞鼓，都做了詳細規定。
大明律有言：“凡民間訴訟，皆自下而上，或府、州、縣省官及按察司不為申理及有冤抑重事不能自達者，許擊登聞鼓，監察御史隨即引奏，敢阻告者，死，其戶婚、田土諸細事，皆歸有司，不許擊鼓。”
而且明朝的登聞鼓可不是擺設，尤其是在洪武一朝，便有多人擊鼓鳴冤，而且好多案子都是朱元璋親自過問、審理，甚至還有百姓捕了當地貪腐戧民的官員，懷揣大誥，親自押送京城敲登聞鼓鳴冤的案子。
隨后的歷代明皇，都極其重視登聞鼓這一制度，而且在制度上更加完善。
比如成化年間，皇帝擔心御史與被告串通，隱瞞不報，便又加了皇帝親隨的錦衣衛監督，正德年間則又添了六科給事中做監鼓官員，還規定了監鼓官員的輪換制度。
到了萬歷年間，這登聞鼓依然在發揮著作用，從普通百姓到達官顯貴，均有敲鼓鳴冤之人，甚至藩王都有來敲登聞鼓鳴冤的。
以至于萬歷十八年，朱翊鈞還專門為此下過旨意:“諸藩，若無重案，不許擊鼓，違者，按律處之。”
由此可見，永樂之后的藩王，被封地官員看得死死的，以至于到了要進京敲登聞鼓鳴冤的程度了。
因此，在原本歷史上，明末藩王的慫便也有了出處，鳴冤都不讓了，藩王也只能混吃等死了。
